为君之道——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研究_柴永昌著_978703049887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管理智慧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并得到发展。领导思想作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在先秦诸子思想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本书以先秦诸子对"为君之道"的论述为切入点，围绕《老子》、《论语》、《韩非子》、《管子》、《墨子》等先秦诸子著作中一系列有关"领导"思想的论述和观点，对先秦时期各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及观点进行梳理、总结、研究。重点对老子、孔子、《孙子兵法》、墨子、慎道、商鞅、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大学》、申不害、《管子》"君臣篇"等著作中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讨论，深入揭示了先秦诸子思想对君臣之道中"领导"思想的认识。通过对先秦诸子的分析阐释，能够促进对先秦思想中各家认知共同点的思考与理解，也能够帮助学者进一步理清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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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人类最开始的集体活动中，群体要完成一定的共同目标，就必须有承担解决分歧、决定战略和时机、维持各种行为和关系的组织工作的角色①。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②恩格斯在《论权威》-文说，铁路运转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动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群体劳动和社会群体的各类活动都必然产生指挥协调的领导活动，领导者的一定领导权威对任何形态下的任何群体活动都是必要的、普遍的、永恒的。……领导产生和领导权威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①。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这几乎是一种共识。莫里斯·迪韦尔热说：“即使自称最平等的集体也总是有一位或几位事实上的领袖。”②罗素也说：“大多数的集体事业，只有在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③现代领导学一般认为，领导现象伴随着人类的始终，领导活动（而非一般的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在任何组织中，领导活动都是驾驭组织的活动，它对各种组织（大到国家、小到微型企业）的成败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可以说，领导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即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的重要文化现象。在我国，很早就有关于人类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的思考和记录。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说：“中国在领导与管理理论方面发轫之早、造诣之深、贡献之卓越，世界各国罕有其匹者。现代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许多基本原理，都可以从中国领导思想史找到源头。它不仅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实践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至少从有文字的时代起，就有了领导思想。中国至少从先秦起，就已经把领导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了。”⑤先秦诸子对领导现象和领导活动形成了系统、深刻的看法，先秦诸子时期是中国古代领导理论繁荣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
　　先秦诸子领导理论的繁荣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传统关于构建社会秩序的思路是先秦诸子领导理论发达的历史文化根源。刘泽华在论述商代的王权专制思想时说“王的确拥有至上的权力”，“‘余一人’处于承天继祖救民的位置”，“事业成功和功德在‘余一人’，那里治理不好，自然也应由‘一人’承当。所以又说：‘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⑥

　　综观全书，可知“力”的根源是“民力”。但在商鞅看来，君主只有把民众导引于农战，使之戮力于农战，才会形成国家真正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的国家才“强”而有“威”。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民戮力于农战呢？他认为是要“得其心”（《靳令》）。高亨认为所谓“得其心”是指“赏罚公平而民心悦服，与儒家的‘得民心’含义不同。”①笔者认为，此处正是接上句意思而来，要“得其心”“非劫以刑而殴以赏莫可”（《慎法》）。这就是说君主通过“执赏罚以壹”使民悦服于农战，如此国家就力而强。贺凌虚在翻译《靳令》上述一句时说：“国家有力则强，强则有威势，威势盛然后人民才感受到政府的德泽。”②“德（惠）生于力”命题的含义即：君主对民众的德惠根本来源于国家的实力，或者说民众能感受到君主的德惠根本源于国家有实力。一句话，国家有力而强威，民众才能感受到君主的德惠。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力”则来源于“执赏罚以壹”。即通过赏罚的手段把民众引导到农战上，这样国家才能有“力”。《去强》、《说民》的“刑生力”③的观念与此完全一致，只是更加强调“刑罚”在引导民众趋于农战的重要性。总的来看，领导者要实现使民归心于农战的领导目标，必须通过用赏罚的方式来实现。通过用赏罚，使民戮力农战，国家强大有威势，然后人民才能感受到领导者的恩惠。
　　据此，商鞅认为领导者要实现社会控制不能靠个人的贤能。《弱民》说：“今离娄见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贤在体性也，不能以相易也。”④君主靠个人的聪明圣智是达不到“易人”的目的。因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画策》），所以，商鞅认为“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画策》），而必须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画策》）。显然，与儒家主张领导者要以德化人的论调是很不一样的。商鞅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探讨“立君”的问题，正在于揭示儒家所倡导的“德化”领导路线在当下是行不通的。《说民》还说：“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国强。”（《说民》）“用善”即用治理良民的方法治理人民，“用奸”即用治理奸邪之民的方法治理人民①。君主应该用治理奸民的方法治理民众，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好效果。《开塞》还说：“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商鞅认为以“义教”是“立民之所乐”，结果民“纵”而“乱”，最终“民伤其所恶”。相反，以“刑治”是“立民所恶”，其最终结果是“民安其所乐”。也就是说，君主要让民众真正感到其仁心，既不在于用治理善民之法治理民众，也不在于“立民之所乐”，而恰恰在于用治理奸邪之人的手段治理民众，用“立民之所恶”的手段治理民众。既然“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那么，君主有“仁义”是根本不可能达到使人治民的效果，而且“慈仁，过之母也”（《说民》），君主以“仁义”治民最终却会伤害民众。在他看来，“执赏罚以壹”虽是“立人之所恶，废人之所乐”的“坏”的手段，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导民于农战，使国家富强，达到治理社会的好效果，对民众来说才是真正的“仁”，这才是他所谓的“能述仁义于天下”.让人民感受到君主的德惠。
　　要之，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实现对领导对象的控制，达到预期的领导目标，并不在于领导者有多高的道德水准，因为在商鞅看来这在当下完全是行不通的，而只有通过民众并不喜欢，甚至厌恶的手段，才能真正使民众服从，按照领导者的意志行动。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儒家强调领导者道德影响的控制作用，而商鞅并不认为君主内在道德有如儒家所说的那么重要，效果那么迅速明显，他也不主张礼乐教化，他把赏罚作为控制社会的利器。这一点与儒家绝异。可以说，商鞅主张通过刑罚的威慑手段和奖赏的刺激手段来实现社会控制，揭示了一种有别于儒家的领导控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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