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理论前沿”第四辑即将问世，这辑将在西方战后艺术理论和中国现代美术史学上发表一批新的译文和研究成果。
　　西方的艺术史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了两次重大转折。头一次是在70年代，经由新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和女性主义艺术史，形成了“新艺术史”学科。“新艺术史”试图超过19世纪中期至二战前的风格史学派，不再将艺术史限定在艺术史自身的风格史研究。
　　“新艺术史”将艺术史学发展成一种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在理论上吸收语言学、符号学、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本和叙事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论，这既脱离了康德、黑格尔以降的美学框架，也超过了风格史学派对作品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史学者迈耶·夏皮罗被认为是“新艺术史”的开拓人，他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将精神分析、符号学、艺术社会史、艺术史文本分析等跨学科方法用于艺术史研究。

卷首语
（一）20世纪后期西方艺术理论
莱昂纳多和弗洛伊德：一个艺术史研究
前卫的原创性
现实的回归
乔托之悦
艺术与哲学
绘画的愉悦
肖像画的凝视（节选）
艺术与法国大革命
（二）策展史文献
活在你脑中
非物质
（三）理论视野
何谓中国观念的“真”——有关激进左翼的后革命理论
关系美学与前卫理论系谱

《当代艺术理论前沿（4）》：
　　如果他回避多情的奴役，回避偶像崇拜，回避他曾代表的欺骗性的、精疲力竭的知识生产及其价值，歇斯底里的主人便别无选择，只能给她一顿好打。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在偶像崇拜与谴责之间，哲学家主人保持这种分离。要么他会告诉青年（他的门徒），每一种男子气的理性教育都意在让人自身远离动物状态；要么他会拒绝承认她独自——这隐晦之光虽不可避免，但具有迷惑性——给我们指出一个角度，在这个角度下真理掌控了知识的产生。
　　由于我们被要求阐明的东西正是艺术和哲学之间的联系，因此正式说来，这个联系似乎依照两个模式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我所称的【教化】模式。它的论点是，艺术无法承担真理，或者说一切真理外在于艺术。这个论点当然会承认艺术通过伪装成有效的、直接的或袒露的真理来表现自己（如歇斯底里）。此外，它暗示着这种裸露把艺术揭示为真理的纯粹【魅力】。更确切地说，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无根据的、非话语的真理表现，是疲于在场的真理表现。但是-一这是柏拉图式的审判——这种借口和迷惑性会遭到反驳。柏拉图式争论的核心是模仿说，并非把艺术指定为对事物的模仿，而是对真理影响的模仿，这是一种从直接性上汲取力量的模仿。因此柏拉图会认为这是一种误人歧途的做法，并将我们囚禁在有关真理的直观想象中。如果真理能作为魅力而存在，那么我们就注定会失去辩证工作的力量，失去开辟通向【原则】之路的缓慢论证的力量。因而我们必须宣称艺术真理是错误的，她伪装成真理的效力。于是对艺术的定义，以及对艺术单独的定义如下：成为真理的魅力或真理的伪装。
　　这样一来，艺术要么是受谴责的，要么是一种器具化的潮流。在严格的监视下，艺术只是一种无常的具有迷惑性的伪装性的力量，只能从真理的外部予以描述。可接受的艺术必须服从于哲学真理的监视。这种定位支撑着一种教化观，其目的无法从内在性中消除。艺术的规范是教育出来的，教育的规范是哲学。这是一个首要的节点，将三个术语，即艺术、哲学和教育捆绑。
　　在这个观点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控制艺术。这种控制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艺术能够从外部显现真理——教化式的——随后，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即艺术“善好”的实质在公共影响中传达的，而不是在艺术作品自身之中。正如卢梭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这一奇观为人们而造，只有通过对人的影响，它的绝对品质才能得以确立。”
　　于是在教化模式中，艺术的绝对性被外在的公共影响所掌控，这种影响转而被外部真理所支配。
　　这一教育性规则本身与我所称的【罗曼蒂克】模式完全相反。它的论点是艺术【自身】能够成为真理。此外，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完全能够胜任哲学所承担的位置。在罗曼蒂克模式中，艺术是真理的真身，或者说是拉可·拉巴特（LacoueLabarthe）和南希（Nancy）命名的“文艺之绝对性”。这是显灵模式。哲学好比是孤僻、让人难以捉摸的天父——艺术是他拯救和赎回的圣子。天才受难、死而复生。在这一方面，是艺术自身在进行教育，因为它教授无限的威力，一种关于形式的苦刑般的内聚力。艺术将我们带出概念的主观荒芜，艺术是绝对主体——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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