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论主权_娄林，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_9787508087870

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回味古典智慧，更因为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古学经典需要解释，解释是涵养精神的活动，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择：宁可跟随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西塞罗语）。举凡疏证诠解中国古学经典，移译西学整理旧故的晚近成果，不外乎愿与中西方古典大智慧一起思想，以期寻回精神的涵养，不负教书育人的人类亘古基业。

《博丹论主权》：
　　知性是灵魂的国王，而国王的灵魂是一个和谐的共同体的中心。为了联结各种秩序，他的灵魂必须联结在其中。就正义而言，古典德性——智慧、勇气、节制——对灵魂和共同体的各部分来说都是必需之物。但比起正义，更需要和谐。领主式君主也许是公正的，所有政府都有可能正义地行动，但这种共同体却不完整。
　　完善灵魂和共同体的并非正义，甚至不是和谐，而是对正义与和谐的爱。一个爱着正义与和谐的人，必须关注这些爱，不仅以为它们比他自身伟大，也比正义与和谐本身伟大。最后，王权君主的“王权”具有神学的意义，而非古典的意义。信念、希望、仁慈作为德性，亦即灵魂的状态，完善并就此填充灵魂和共同体。它们不是政治的或理性的，而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神圣的。它们将人类灵魂与联结宇宙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博丹的参考框架足以表明，在“一种确然可靠的关怀”的特殊意义上，这种力量就是爱。
　　因为爱既是关联性的也是完整的，所以爱能够包含。一般而言，仅仅有爱并不足够，王权君主制不可能依靠多愁善感的情怀而持存。这不过是博丹反对的“一个太善良的国王的单纯和过分的忍耐”。相反，这种爱伴随着一种确然可靠的关怀，还是其他德性的结果，这些德性就包括一种纯粹“智识的和沉思的”知性。爱有“其种属”；对于个体而言，爱是对构成共同体的“许多家庭”的爱；对于王权君主而言，爱是对臣民之爱（同上，页1）。这样，爱总是具体的。博丹赞同政治一哲学的传统主题，它教导我们以最大限度爱我们自己。对爱和关怀而言，存在一个必然的实践限制，这一限制指引爱和关怀，并把爱和关怀包含在内。实现这种实践关怀，可以令我们人类的存在变得完整，无论是作为家庭中的父母还是王权君主，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包含得多还是少。
　　然而，就知性而言，一种被包含的、有限制的关怀，表明了某种超越关怀的东西。情况很可能是，只有王权君主才可能具有下述知性的类似物：这种知性不仅仅关乎对人类的关怀，也是一种关于一般的、普遍的关怀的知性。用博丹的话说，除非一个人以长期关怀最大多数的人为责任，否则，哪怕部分地理解“最强大的国王”那种强大的关怀都不可能。王权君主不会也无法爱所有人，至少不能平等地爱所有人。但在他的位置上，关怀不太具有个体的特征，其限制也相对较少。身为王权君主，君主不能为家庭或政党或阶级所限制；极有可能的情形是，在君主治下，人民的幸福与他征服、破坏邻邦并不是一致的。正是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王权君主开始理解将所有事物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善的整体的力量。就具有这种理解能力的知性而言，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充分认识到，即使王权君主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高的、最好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开始理解或拥有这种力量。质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是一种知性的关怀在包含[其他一切事物]。
　　拙文只是相当简略地展示了博丹的参照框架、王权君主制的中心位置，以及王权君主制中的“绝对主权”。没有王权君主制，绝对主权就不可能，因为绝对主权所必需的统一统治和行动自由就不会存在。在其他任何“国家”中，现实情况都是分裂和争斗；在这些国家中宣称统一，宣称绝对主权，说好听一点是虚构，说难听一点是明目张胆的谎言。论证主权者的兴趣似乎在于主张这些虚构和谎言，但这是鼠目寸光。越是主张绝对权力，就必须采取越多行动，但这些行动却揭示了绝对权力的缺失，并且强化了经验的分歧和分裂。这些行动总是使人衰弱，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它们造成的伤害甚至超过对具体国家的实际损害：它们渐渐地、实质性地使国家成为不可信任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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