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脱胎于古希腊人的动机与认同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强调人类对自尊的需求，论证了其对各个层次社会集合体政治行为的不同影响，并通过一系列案例加以拓展和验证。该书获得了美国政治学会以杰维斯和施罗德命名的**历史与国际关系图书奖、英国国际研究学会苏珊斯特兰奇年度**图书奖。
理查德 内德 勒博，现任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詹姆斯O. 弗里德曼首席教授（荣誉退休）。2014年，出版有《弗朗茨斐迪南未死：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动因建构》，并与西蒙赖克合著《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2015-2016年，他将要出版三本书：与皮尔斯考滕和菅波英美合作编著《理论家的回归：与故去思想家的对话》，独著《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马克斯韦伯与国际关系》。
陈锴，经济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出版专著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 Soldiering on Myanmar-China Border: Evolution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Singapore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4)。
第4章古代世界
古希腊（前480—前325）是我在本书论述的首个历史案例，旨在说明精神的力量及其在政治、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古希腊算是“简单”案例，因为希腊人与当代学者将古希腊视为一个精英以荣誉为重要价值观（甚至是最重要的价值观）的社会。对于上述引自亚里士多德的词句所表达的信念，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的希腊贵族并无多少异议，而其他希腊城邦的公民也会表示赞同。虽然古希腊是一个“简单”案例，但它是一种理论产物，因为它与荷马式的理想荣誉社会之间存在许多区别。这些区别及其引发的复杂性，有助于深入洞悉荣誉社会、紧张态势以及精神与其他动机之间互动的本质。
城邦形成于希腊的古风时代（前750—前480），当时希腊人已经具有共同的认同感。至公元前5世纪，民主已发展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公元前490年与公元前480—前479年两次击败波斯入侵，预示着古希腊在政治、艺术、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创新和成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邦及其独立性，当希腊城邦从属于马其顿，而后又臣服于罗马时，古希腊时代亦随之告终。假如我们需要界定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一时刻应该是公元前338年秋，当时马其顿腓力二世率领军队在克罗尼亚战役决定性地击败了希腊联军。
城邦鼓励公民彼此视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旨在突出他们为了城邦的伟大事业以及荣誉之争而付出的努力。公民在某种程度与城邦相融合，而这种发展表现为古希腊的重装步兵作战。作为较大作战单位的一部分，士兵以密集队形作战，而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则属于作战单位和城邦。大约在公元前670年，古希腊的步兵方阵最先出现于阿戈斯，并在公元前5世纪初在作战时居于中心地位。据当时绘画的描述，古希腊已不再将弓箭手部署于重甲步兵的侧翼，而重甲步兵也不再配备标枪。大约同一时期，许多希腊城邦的墓志变得更为相同，这也是个人融入社会的另一个标志。但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随着雅典失去独立，希腊城邦的墓志再度呈现出差异。古希腊代表了公民结社的最高潮，直到罗马共和国才得以重现。
古希腊时代之后是希腊化时代（前323—前30），这一时期始于亚历山大一世的征服（前338—前323）以及希腊文化与政治影响在地中海流域和旧时波斯帝国疆域的传播。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在希腊和中东存在着三个王国。第四个王国以帕加马为根据地，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在第一次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215—前213、前200—前197）中，罗马逐渐成为马其顿与希腊的有力竞争者。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之后的400年中，希腊与希腊以东地区被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集中于希腊历史中有限且关键的一部分。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可以获得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在公元前5世纪变得丰富起来，167其中既有历史记录，又有同时代的文本。此外，公元前5世纪还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文化、政治活力，其中涵盖了民主的形成、雅典帝国的成长、迅速的经济发展与贸易传播、希腊与波斯乃至希腊社会内部的毁灭性战争、“原始的启蒙运动”，以及这些发展在西方公认的最具创造性的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作中的反映。希腊文化经历了一种明显的演变，欲望日益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机。畏惧也趋于凸显，尤其是在波斯入侵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期间。古希腊时代让我们有机会研究一种基于荣誉的社会，其中荣誉的首要地位还受到过挑战。
我将分析拓展至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这两个社会为荣誉文化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变化，我描述了其中部分明显特征，并将其与古希腊进行比较。此外，我还将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和中期、罗马共和国晚期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了有趣的比较。
古希腊
希腊人自认为延续了荷马与其他剧作家描绘的青铜时代英雄的文化，或者自认为是英雄的后裔。有教养者的标志是能够背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段落，还有人已将这两部史诗熟记于心。据苏格拉底的看法，希腊人吸收了荷马的价值观，认为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模仿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与价值观。这在希腊的军务中表现得尤为确切，假如一位史诗吟诵者能够精湛地吟诵荷马史诗，便可以凭借其吟游诗人的学识获得将军之职。荷马与古希腊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伊利亚特》在古希腊教育和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伊利亚特》展示了令希腊人钦佩的价值观和行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城邦由黑海沿岸延伸至西西里岛的殖民地，这些疆域是今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
荣誉之争
荷马的观念如同母乳一般滋养希腊人，不过斯巴达人却未曾享受过如此丰富的滋养，他们对于往昔及其价值观的尊敬受到城邦的积极鼓励。正如修昔底德借科林斯人之口急切指出的那样，斯巴达的风俗无疑是遵循古风且一成不变的。斯巴达公民拒绝货币经济与物质财富，斯巴达的公民禁止参与商业或成为工匠。斯巴达人都是职业军人，而他们对人作出评价的标准是英勇、勇气、荣誉及其他个人属性（例如智慧和自制）。当斯巴达人奔赴战场时，他们的母亲会对自己的儿子叮嘱：“带着你的盾回来，或者安眠其上。”斯巴达对内部竞争的鼓励达到了罕有的极致。斯巴达公民在孩提时期所受的教育就是彼此竞争，这是为了能有资格在战斗中护卫国王并抵御周遭的混乱与骑兵袭击。当他们年事已高，则会争取成为斯巴达元老院（即长老会议）的成员。
雅典是希腊最为商业化和民主的城邦，荣誉也是其核心价值。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将荣誉视为实现并维护雅典帝国的动机之一。依据色诺芬的观点，“雅典人不仅在唱歌、身高或力量方面胜过他人，其对于荣誉的热爱也胜人一筹，这正是荣誉和名望之举最为强烈的动机”。与荷马描写的青铜时代相比，荣誉已被哲学家（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剧作家广泛地理论化。《俄瑞斯忒斯》、《菲罗克忒忒斯》、《伊莱克特拉》和《安提戈涅》探究了对荣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荣誉的坚定信念所引发的冲突。《埃阿斯》、《七雄攻底比斯》、《俄狄浦斯王》探究了无限制竞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荣誉无疑是古希腊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亚里士多德将荣誉描述为“最好的身外之物”。色诺芬认为，荣誉是人类的一种决定性特征，荣誉令人愿意“承担能够想见的风险并面对所有可以想象的危险”。
欲望
依据我们对一个以荣誉为导向的社会的预期，欲望在古希腊并未被认同。品达（约前518—前438）曾告诫说，货币交换可能会把缪斯女神变成妓女，因为货币交换会将缪斯置于个人关系之外。贵族对于商业乃至从中牟利的出身寒微者的轻蔑，预示着贵族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古希腊的集市（每天店主和商人都在集市做生意）已经成为一个带有蔑视含义的一般术语。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的著述均从哲学角度反对货币经济。财富使人有闲暇参与政治，获取荣誉，寻求智慧，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假如获取财富的欲望变得没有限度和自我强化，那么上述这些愿景便不会实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他以苏格拉底之口提倡一种基于面包、食盐、橄榄、乳酪、洋葱和酒的主要为素食的简单饮食，其依据是，过于精致的膳食必然怂恿人的征服欲。关于红胸鸻，据苏格拉底的比喻，这种鸟必须不停地进食。柏拉图的《法律篇》象征着保守派对原始的现代性作出回应的知识高潮。它将克里特岛的一个农村共同体设想成最具希腊传统的一部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古斯巴达为榜样，即私有财产受到调控和限制，金钱、产业、商业或对外联系均被禁止。
无风不起浪，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希腊对于欲望的断然批判预示着欲望已经变得相当重要。在荷马时代的希腊，即使加以高度的规范，人们对性欲并不避讳。未婚女子需要保持纯洁，一旦结婚就要遵循一夫一妻制。希腊人可以与自己的妻子及妓女、男妓发生关系。当时，与年轻的男宠性交并未被官方禁止，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为了与希腊人在总体上对荣誉和男子气概强调的一致，他们将这种性关系划入角色的范畴，而不是性别偏好。其中，“爱者”指居于主导且主动施与的性伙伴。那些服从、被动且接受施与的男性（或女性）则被描述为“被爱者”。对于希腊人而言，要获得并捍卫阳刚之气需要将主动、积极和自制的行为结合起来。
其他希腊人的欲望在于食物和酒。雅典人对海鲜十分青睐，特别是鳗鱼。海鲜价格不菲，鳗鱼和金枪鱼更是奢侈。酒混合着水，偶尔加入其他成分，是希腊人最为寻常的饮料，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已通过海运进行大规模的酒类贸易。特定地区的酒为人所称赞，其价格也相应地提高。富裕的希腊公民会参加交际酒会，他们在酒会上饮酒、交谈并接受艺伎的款待。在希腊公民获取金钱的诸多动机中，对于美酒和佳肴的渴望是其中之一。
竞争
古希腊是一个极富竞争的社会。个人与城邦都在争夺名望和荣誉。尽管像《伊利亚特》描述的那样，希腊人最初将体育竞技的胜利视为获取荣誉的一种备选方式，但他们依然将战场上的英勇和胜利作为获取荣誉的主要手段。创立于公元前776年的奥运会，虽然竞争者不限于贵族后裔，但是竞争者实际上需要足够的空闲时间和财力用以往返比赛，除非他们拥有赞助者。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之后，出身下层社会的运动员开始大量参加奥运会。凭借对胜利纪念物的控制，贵族阶级试图使体育竞赛的诠释有利于贵族的价值观及其捍卫权力的举措。贵族阶级排斥任何与训练或参与竞赛有关的下层人士，例如出身社会底层的赛马骑士。
当时的奥运会尚无团体竞赛，依据古希腊的战争理想，竞争通常是一对一的对抗，总是“胜者获得一切”，至于第二名或第三名则没有奖品。
传统的希腊意识形态依据公民对防卫城邦作出的贡献，确认其政治权威。参加步兵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钱人的特权，尤其是在重装步兵方阵出现之后。随着其他作战方式的出现——例如骑兵、轻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骑兵——除了骑兵之外都需要运用技能，而这是以不太富有的人、非公民与佣兵为主的领域。在战场上，非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时常发挥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希腊人并不愿承认或者加以记述，因为这种现实与希腊人对战争的文化定义（即全副武装的精英面对面地作战）不一致。重装步兵作战的合理性与《伊利亚特》有关，尽管其与荷马描述的重装步兵作战存在鲜明的区别。有关重装步兵作战，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花瓶的图案上看到，这些图案使人浮想起貌似荷马史诗中英雄的全身披挂的重装步兵。荷马对于青铜时代战争的叙述很有可能与所谓黑暗时代的战争几乎没有关联。重要的是后人眼中希腊人是如何战斗的，后人如何同化荷马的价值观并效法荷马式的英雄，甚至为此擅自对荷马的文本进行很大的改动。古代英雄受人崇敬并被期许拥有巨大的力量，特别是治愈和庇护的能力。赫拉克勒斯在希腊有许多的神庙。在马拉松战役前，雅典的重装步兵曾驻扎在两座赫拉克勒斯神庙中。在马拉松战役胜利之后的岁月中，纪念赫拉克勒斯的节庆在马拉松的地位愈发凸显，这无疑是希望借此使赫拉克勒斯协助保卫雅典。
传统的重装步兵的全副盔甲包括盾牌、头盔、护胸甲、胫甲（保护小腿的板甲）、剑、矛和短袖束腰外衣，成本约为75—100德克拉马，这大约是一名熟练工3个月的工资。重装步兵的盔甲由经过锤击的精致铜片组成，其防护度略高于更便宜、穿着更为舒适的皮革盔甲。重装步兵的盔甲主要是一种地位象征，也相当有效地将战场限定为富有阶级专属的获取荣誉之地。在雅典，许多贫困的公民（其中部分公民没有土地）、居民或来自其他城邦的居民，在雅典的舰队、造船厂或船具业谋生，这对雅典的安全及其帝国扩张至关重要。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中，172雅典海军及其盟友决定性地击败了波斯舰队。在此役之后，无法负担重装步兵装备费用的公民凭借其对海军舰队的贡献，强烈要求参与雅典的国事。
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在雅典，其他形式的“卓越”得到了认可。凭借演说技巧就能获得荣誉和地位，在戏剧节获得戏剧奖也是如此。当财富的自愿使用有益于城邦时，比如为城邦认购三列桨船，或者资助酒神节演出的戏剧创作，财富能够换取荣誉。至公元前5世纪末，卓越的含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是荷马时代的战斗技能，而后演变为任何技能、最后指美德。修昔底德运用了这三层意思，而伯里克利在阵亡者葬礼上发表的悼词中引入了第四层含义，即国家对其盟友的宽宏所带来的声誉。贵族的卓越概念在双重意义上得以扩展：扩展至军事作战之外的其他活动，由个人扩展至城邦。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尤其是雅典文化）最引人关注的特点之一，即卓越如何被非贵族阶级的成员接纳为一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这归因于卓越已延伸至非贵族阶级有望实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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