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_挪威] 易卜生著；潘家洵译_9787020097678

《中国翻译家译丛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收录了易卜生中期创作阶段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立足生活实际，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各个领域。

这个新选本是从我国杰出的戏剧翻译家潘家洵移译的19世纪挪威作家易卜生（1828—1906）十八部剧作中精选出来的，入选的剧本包括《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野鸭》、《罗斯莫庄》，共七部。这本选集作为“中国翻译家译丛”的优秀成果之一，新装问世，无疑适应了中挪戏剧文学会通并连接中外文化交流与时俱进的需要，对强化易卜生在中国的百年际遇乃至其戏剧“四重奏”（翻译、研究、演出、教学）的感染动力和审美意义，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各界读者均可从而理解跨语际、跨文化的翻译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中国人民懂得易卜生，中国人民需要易卜生。易卜生走过了从民族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之父”的光辉道路，被人们誉为世界戏剧史上的罗马和“伟大的问号”。这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的二十五部戏剧（不包括有争议的《圣约翰之夜》），还有丰富的诗歌、书信、演讲和文艺论文等，已融合为一部翔实而生动的“巨人传”。理所当然，作家的戏剧文学创作是“巨人传”里的“重中之重”。可以认同如此意见：尽管易卜生仅在《培尔?金特》和《海上夫人》两剧中提及中国，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与中国瓜葛切实的作家。素有“中国话剧之父”美称的易卜生，依当下不少中国作家、学者、艺术家和广大读者之见，他在日益发展的世界戏剧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实际上超过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莎士比亚。
作为现代戏剧大师的易卜生，一反当时欧洲流行的情节结构巧合而内容空洞贫乏乃至矫揉造作的伪浪漫诗剧，积极发扬并拓展现实主义传统精神（寓理想于反映现实的描写之中），藉此与他生活创作时代的多种文艺表现手法交流会通。剧作家通过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活感人的形式，把社会问题和舞台艺术结合起来了。他的社会问题剧以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为戏剧的冲突中心，抓住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解剖社会，其结尾虽不直接作出结论，却能激发广大观众思考，探索问题。这些戏剧布局越平凡越能引起观众的兴趣，戏剧和讨论合而为一，观众和剧中人物合而为一，观众自己的事和剧中情节合而为一，达到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有机统一。剧作家的争论性的戏剧构思，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多彩，使形象的“辩词”和警句更加精辟锋利。肖伯纳曾经指出，使戏剧性、抒情性和那渗透了动作的“讨论方式”结合起来，是易卜生戏剧“新技巧”的精华。
这部集子选收的七部剧作，无论思想意识或艺术表现，均有承前而超前，启后而提升的功能。所谓“前”，意指剧作家创作前期的民族浪漫主义作品（1850—1868）；所谓“后”，意指剧作家后期哲学心理象征主义作品（1884—1890）。易卜生戏剧创作中期（1869—1883）以五部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为主体，在这本选集中已全部收入，其余两部剧作诞生于创作后期之初。而读解如此七部剧作时，务须紧密链接其与前后剧作的互动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切勿忘却剧作家反复强调他关注“人”而写“人”（“我的任务一直是描写人类”）。这些戏剧作为审美“人学”，早已参与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建构和发展，其中有的剧本通过“四重奏”，在中国流传和接受已逾百年。这里的七部剧作可分为两组解读。一组包括《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五部，其中《玩偶之家》和《群鬼》取材家庭生活，而《青年同盟》、《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则取材于政治生活；但功效一致，从不同视角的题材提出当时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而且寓有启迪后世的深意。《玩偶之家》、《人民公敌》这一类戏剧，堪称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无论思想意识指向，还是艺术技巧表达，均可作为其范本。另一组剧作包括《野鸭》和《罗斯莫庄》，两部剧作虽然归属易卜生后期创作，充分采用了象征手法，表现深层人生哲理探讨，却又与前期、中期戏剧有千丝万缕的外在联系和内在因缘，为此，讲解两剧文本时，不可忽视其在戏剧思维和艺术方法方面的双重承上启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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