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科学 信仰：探索的轨迹》是我几十年来有关哲学、科学和信仰问题思考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我曾主持并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课题“西方现代唯物主义”研究；随后又应邀参与中国社科院“新宗教运动和科学哲学”课题研究，负责撰写科学哲学部分。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均已先后出版，即《哲学与科学》①与《现代迷信分析》的下篇《科学与信仰》②。现在这本书也可以看作上述两项课题研究的副篇和续篇。
　　作为一名哲学教师，我长期主讲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哲学两门课程。在我看来，为科学辩护，为科学文化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是哲学的天职。这就是本书论述的宗旨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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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科学 信仰：探索的轨迹》：
　　导论：从独断论到现代科学理性
　　一、马克思和休谟
　　为什么科学需要辩护？为什么科学文化还需要高声呐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振兴中华文化的现实需要。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思想僵化的重重障碍，冲破独断论思维方式独断论即通常所说的一言堂，是信仰主义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推崇信仰，贬低理性。其典型论断见德尔都良Tertullianus，约公元160~222年，基督教第一位拉丁教会神父，神学家《论基督教的肉身》第五章：“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信的；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肯定的。”因为不合理、不可能，所以信仰；或，不可理喻，唯有信仰。这就是信仰主义的逻辑，即独断论的思维方式的严重束缚，是哲学和科学的共同任务。1979年发表的《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爱因斯坦与斯宾诺莎》两篇论文就是直接为此而写作的。
　　前者针对的是前苏联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唯物论的贵族反动”的教条，后者针对的是否认现代科学家的哲学贡献的错误论断。思想解放的序幕一旦开启，就浩浩荡荡，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为自己有幸曾积极投身于科学和哲学思想解放的洪流感到欣慰和自豪。
　　这里，值得略为谈一下马克思和休谟。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