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法学（第二版）（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推荐教材）_刘广三_9787300198231

本书分为三编，分别为总论、刑事证据论、刑事证明论，全书共十四章，对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实务问题都进行了论述。本书在研究的深度、创新性和反映学术前沿的动态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特色和优势。本书分为三编，分别为总论、刑事证据论、刑事证明论，全书共十四章。本书在研究的深度、创新性和反映学术前沿的动态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特色和优势。此次修订，对于第一版出版之后新修订和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新内容予以吸收，大幅度删改了相关内容。本书不仅能够为法学院校开设刑事证据法学提供教科书，也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学术的参考。

前言
证据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在此之前，虽然法律上有一些零星的证据规则，也有人写过证据法的散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英国学者吉尔伯特（Gilbert）在1754年出版的《证据法》（ The Law of Evidence）被认为是第一本关于证据法学的专著，标志着英美证据法学专门化研究的开端。严格来说，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掺杂了很多证据学的内容，但其影响力却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直到1827年边沁（Bentham）出版的《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 Rational of Judicial Evidence）一书，才可以说是真正把证据法学从 “基于司法实践而务实地发展出来的凌乱的技术性证据规则”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著作，它为后来的证据法研究奠定了基础。从此，证据法学开始从证据学中逐步独立出来。
19世纪以来，证据法学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并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以斯蒂芬（Stephen）、赛耶（Thayer）和威格摩尔（Wigmore）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对证据法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斯蒂芬在《证据法摘要》（ A Digest of Evidence Law）一书中，排除了先前证据法学者讨论的证明对象、推定等内容，而关于证人出庭、证据保全、询问证人等问题更是被认为属于程序法而非证据法的范畴。赛耶在《普通法证据导论》（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一书中，继续斯蒂芬的努力，对证据法的内容体系作了更简练的概括。他从证据法教材中剔除了大量“虽然与证据相关但却与证据法无关”的案例。赛耶的努力明确了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把证据法的结构建立在相关性和可采性研究的基础上。威格摩尔在其代表作《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法专论》一书中，将英美证据法阐述为一个由原则和规则组成的体系，非常详尽而有深度地探讨了主要证据规则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并着力梳理互相冲突着的司法判例，使之形成由原则和规则组成的一致性成果。与赛耶一脉相承的是，威格摩尔明确将那些属于实体法或程序法方面的内容排除在外，继续为捍卫证据法的独立性作出贡献。在威格摩尔所处的时代，证据法已经正式成为法学院一门独立的课程，并开始与传统的实体法、程序法并驾齐驱。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证据学与证据法学在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是历代证据法学家们的努力促成了证据法学与证据学的分野。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随着学科领域分化而发展的。证据学的研究涉及很多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且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哲学的知识。可以说，自威格摩尔以后几乎再无人尝试全面研究证据学并以此统摄证据法学。相应地，研究证据问题的学者分化为两派，一部分学者热衷于研究证据规则，甚至以成文化的证据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关注证明的过程，充分运用逻辑、数学的工具研究如何证明的科学，并形成了所谓的“新证据学派”（New Evidence Scholarship）。
同样，在我国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中，也出现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从融合走向分化的局面。广义的证据学其实古已有之，《洗冤集录》之类的法医学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成是杰出的证据学研究成果，但证据法学的发展却是在近代法制变革以后才出现的。从1930年出版第一本《证据法》教材开始，我国学术界不断地徘徊在“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之间，先是民国时期“证据法学”千篇一律，然后是20世纪80 年代“证据学”出尽风头，之后是90年代“平分秋色”。从目前流行于各大院校的关于证据的通用教材来看，两者的占有率可谓旗鼓相当。显然，我国学界对于证据学以及证据法学的名称运用是相当混乱的。不过，近年来，随着证据法学研究内容的深入和制定证据法典的浪潮，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证据学转移到了证据法学，即使是冠以“证据学”名称的教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是纯粹的证据法学内容。而在证据法学的教材中，虽然已经有了更多的证据规则的内容，但还没有把传统的证据学研究的内容剔除。证据学与证据法学虽然已经“分化”，但证据法学还没有完全独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诉讼制度的差异是主要的。具有大陆法系背景的中国诉讼制度采取的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独立的证据法显得有点多余，因为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只是英美证据法的一个传统，与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存在较大差距，故而对证据规则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介绍层面。而司法实践中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判断证据、如何组织证据证明事实，则需要经验性的总结加以指引，于是这些内容被纳入证据法学的研究中。专长于证据学研究的学者比较注重证据的发现真实的功能，因此他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证据的证明力上，而专长于证据法学研究的学者则更关注证据法保障公正的程序功能。前者的学术背景往往是侦查学或者物证技术学的，后者的学术背景则是程序法学的。应当看到，这种研究群体的分化，为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逐渐分离做好了准备。
在证据法学的研究中，根据诉讼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将其分成刑事证据法学、民事证据法学和行政证据法学三个分支学科。这些不同的证据法学科由于使用共同的基本概念，遵循一系列基本的证据规则和诉讼原理，而且从总体上来说都是研究诉讼中的证据问题，因而存在许多共性内容。但是，如同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区别一样，上述三门证据法学科也有着各不相同的研究对象，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尤其是刑事证据法学，有着更为严格的证据规则要求和体系，更加强调证据保障公正的程序功能，需要遵从不同的证据原则，执行更高的证明标准，而且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环节上都有明显异于其他两门证据法学的特色。鉴于这种认识，2007年我们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专门编写了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中的《刑事证据法学》（第一版），对我国关于刑事证据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刑事证据法学的所有方面，并且构建了刑事证据法学的新体系，力图减少刑事证据学方面的阐释。教材出版后，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好评。时至今日，又经过了七年。七年来，我国关于刑事证据的立法明显加快，2010年 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两个《规定》与时俱进，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重要创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不仅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细化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还进一步严格规范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2012年3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五章“证据”从第48条至第63条，共规定了16个条文。相比1996年《刑事诉讼法》，净增加了8条，且对原8条中的5 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对各类证据的收集程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2012年11月至12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安部修订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六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另外，前述关于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颁布的时间不长，虽然其中的许多内容并没有被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吸收，但有关规定仍然应当遵照执行。上述关于刑事诉讼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有许多内容涉及刑事证据方面，这为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法律蓝本。同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也为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事诉讼法研究所和证据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刑事证据法学》教材（第一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力图反映目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现状，揭示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前瞻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的方案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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