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堪称20世纪最真诚、最富有个性的俄罗斯诗人，目前国内对她的研究还不充分。《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系列（第二批）”之子课题“茨维塔耶娃研究”的研究成果，它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茨维塔耶娃学术史，并从中引出自己的创见。《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分两编： 第一编分九章。作者按年代梳理了茨维塔耶娃研究者的评论、观点，其中有白银时代名家勃留索夫、沃洛申、古米廖夫等人的评价。诗人的个性，其诗歌，散文作品的创作主题和诗学特征等是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中的永恒热点。第二编分七章。探讨了茨维塔耶娃诗歌和散文创作中的诗学特征等问题。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结合茨维塔耶娃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发展进程与进程中相关的评论材料，梳理了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的结构脉络、探讨了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梳理了俄罗斯/苏联、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的等国的茨维塔耶娃研究家的某些论争的观点，提出了作者荣洁等的学术主张或努力的方向。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世道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一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 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二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
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10年1月

荣洁
1964年11月生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92至1994年在俄罗斯国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任教，1998至1999年在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作访问学者，2005至2006年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作访问学者。黑龙江大学第二届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连续四届黑龙江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曾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俄罗斯文艺》编委。 代表作品有：专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研究》，《俄语俚语研究》；论文，《哈尔滨俄侨文学》，《茨维塔耶娃的艺术观》，《数字——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俄罗斯侨民文学》，《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文化》，《小人物、历史、生态》，《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中的神话因素》；译著，《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第五卷）、《大政治年代》。完成的项目有：主持并完成省社科重大社科项目一项，省教育厅社科重大项目一项，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的第一合作者，十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项目《俄语阅读》，《俄语》的合作者。获奖：曾获得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省社科优秀成果佳作奖等奖项。迄今为止，主、参编公开出版的教材十余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绪言

第一编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
第一章 20世纪之初的评论
第一节 欢迎你，初生的诗人
第二节 褒与贬——两极的评价
第二章 20世纪2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非凡的诗人，非凡的创作个性
第二节 关于组诗《致勃洛克》的评论
第三节 关于长诗的评论
第四节 关于诗艺的评价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来自祖国的评论
第二节 来自中国俄侨的评论
第三节 来自欧洲俄侨的评论 绪言

第一编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
第一章 20世纪之初的评论
第一节  欢迎你，初生的诗人
第二节  褒与贬——两极的评价
第二章 20世纪2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非凡的诗人，非凡的创作个性
第二节  关于组诗《致勃洛克》的评论
第三节  关于长诗的评论
第四节  关于诗艺的评价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来自祖国的评论
第二节  来自中国俄侨的评论          
第三节  来自欧洲俄侨的评论                
第四章 20世纪50、6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关于散文作品的评价       
第二节  关于《天鹅营》的评论              
第三节  关于诗歌作品的评论         
第五章 20世纪70、8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综述性评价
第二节  关于民间文学因素和语言特点的评述
第三节  关于诗歌创作主题和艺术特色等的评论
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的评论
第一节 作品出版、相关研究概述
第二节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主题的评论
第三节 关于创作特色的评论
第四节 萨阿基扬茨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评论
第七章  21世纪初的评论
第一节 研究概述             
第二节 对作品主题的研究
第三节 对创作手法和世界观的研究              
第四节 对茨维塔耶娃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                
第八章 非俄语语境下的译介与评价
第一节 作品的译介            
第二节  研究的新视角          
第九章 茨维塔耶娃之中国接受
第一节 文学史、专著中的茨维塔耶娃 
第二节 期刊中的茨维塔耶娃及其创作

第二编 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
第一章 诗人茨维塔耶娃
第二章 茨维塔耶娃的组诗研究
第三章 茨维塔耶娃长诗创作主题研究
第四章 茨维塔耶娃的《捕鼠者》
第五章 茨维塔耶娃童话长诗创作研究
第六章 茨维塔耶娃的普希金
第七章 茨维塔耶娃创作意识中的“神” 

附录一 重要文献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附录三 书、报、刊、篇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第一章 20世纪之初的评论


    1910年 ，茨 维 塔 耶 娃 年 满18岁，卓 尔 不 群 的 玛 丽 娜 为 自己 准 备了一 份 生日厚 礼 。她 把 此 前 写 下 的111首 诗 汇 编 成 一 部 诗 集 ，自 费 出 版 了 ！并 起 名 为《 黄 昏 纪 念 册 》（Вечерний альбом）。诗 集 刚 一 问 世 ，就 引 起 了白 银 时 代名家沃洛申、勃留索夫、古米廖夫等人的关注。他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对这位刚出道的诗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1912年，茨维塔耶娃的第二部诗集《魔灯》（Волшебный фонарь）出版。1913年《自两部书》问世。之后《青少年诗篇》（Юношевские стихи）（1913—1915）与读者见面。期间，她还完成了长诗《魔法师》（Чародей）（1914）。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的文章日渐增多，形成“高”与“ 低 ”的 和 声。

第 一 节 欢 迎 你 ，初 生 的 诗 人
1910年，白银时代著名诗人沃洛申（Волошин, М. А.）（ 真实姓氏为Кириенко-Волошин）发 表 了 题 为《 女 性 诗 歌 》（Женская поэзия）的文章。沃洛申认为，最近十年来他和同时代人见证了法国女性诗歌神秘而又迅猛的崛起。在象征派诗人之后出现的那一代诗人的创作激情仿佛已然淡去时，一批个性鲜明的女诗人步入文坛。她们创作的诗歌内容丰富，感情浓厚，真诚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女性抒情诗比男性抒情诗更有意思。它没有承载那么多的思想重负，没有那么多的羞耻感（羞耻是男人特有的感觉），却更深刻一些。女人的感受比男人更深刻和细腻，这在她们的诗歌中得到印证。
沃洛申认为，在俄罗斯诗歌中可以看到几乎平行发展的创作倾向。最近几年，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新诗人。例如，柳鲍芙斯塔丽采、阿捷拉伊达赫尔茨科、玛格丽特萨巴施尼科娃。他认为，吉皮乌斯（Гиппиус, З.）、索 洛 维 约 娃（Соловьёва, П.）这些此前出道的女诗人，在创作时仿佛隐去了自己的性别，穿上了男装，写“阳性”的自己。刚出道的女诗人则与法国女诗人一样，使用真实的性别，言说自己私密 的 、女 人 的 悄 悄 话 。在 这 些 写 女 人、女 孩 儿 私 密 之 事 的 诗 篇 中，没 有哪个诗人能拥有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那份童真和真诚。《黄昏纪念册》是一部充满童稚的诗集，写的是最后的童趣和刚开始的少年生活。
沃洛申指出，随便翻开这部诗集，其中的许多首诗都会让你会心一 笑。他认为，要按着顺序 阅 读 这 部 诗 集 ，要 像 读 日 记 一 样 ，这 样 才 能读懂、理解每一句诗。沃洛申强调说，这部诗集的作者不仅会巧用句子，而且善于准确、清晰地表现出她对内部世界的观察，用印象主义手法记录下每一个瞬间。这说明，这部诗集具有纪实性特征。它使人想起孩提时期的言说或听到的词语：不能准确地描述出所看到的事物或自己的感受。“唉，尚未成熟的诗篇能否反映出/这个世界和活在世界上的 幸 福 ？”作者认为，诗中流露出的担心是多余的。茨维塔耶娃“不成熟”的、有点儿缺乏自信、像小孩儿说话似的时断时续，但却完全能够清楚并细致地表达出“成熟”诗篇所不能传递出的细节。
沃洛申认为，《黄昏纪念册》是一部美好、率真的诗集。它充满女性的魅力。其中有西卜拉的喃喃低语，草原上绿草的沙沙声，有亚杰拉伊 达赫 尔 茨 克 的 古 老 哭 诉 ，天 主 教 的 祈 祷 ，有 优 雅 、非 凡 的 、任 性 的切 鲁比 娜加 布里 阿 克 夫 人 和 俄 罗斯 北 方 的 狂 女，柳 鲍 芙斯 托 里扎 恶魔般的、亵渎神灵的自白。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赋予女性一种全新尚未被言说过的气质。
在总结男性诗人和女性诗人创作的特点时，沃洛申认为，女人自己不能创作语言，所以在创造言语元素的时代，她寂静无语。而当语言形成后，她能够用它来表达思想，并驾驭那些难以捕捉的细微差别的词语，这是男人所不擅长的，女性抒情诗更深刻一些，但却缺少个性。它更像是一类人的抒情诗，而非个人的抒情诗。茨维塔耶娃是这类诗人的代表，女性诗歌的意义在于：其诗歌表现的不仅仅是诗人本人的观点，而且还表现大多数女性的观点，每一首抒情诗都是一种来自使女性变得崇高的潜在的声音，是女性本质的声音。
继沃洛申之后，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Брюсов, В. Я.）也 发 表了评 论 文 章 《 新 出 版 的 诗 集 》（Новые сборники стихов）。在 这 篇 文章中，作者阐述了对茨维塔耶娃这位新人及其处女作《黄昏纪念册》的看法。
首 先 ，勃 留 索 夫 把 茨 维 塔 耶 娃 与 爱 伦 堡（Эренбург, И. Г.）这两个几乎同时出道的年轻诗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茨维塔耶娃与爱伦堡截然不同。爱伦堡经常周旋于自己营造的想象世界中，不愿意谈那些亲身体验的情感，而喜欢谈他渴望体验的情感。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则相 反 。她 的 诗 总 是 源 起 于 某 一 真 实 的 故 事 ，某 一 亲 身 感 受 。她 不 怕 把 日常生活引进诗歌中，总是直截了当地反映生活的特征，从而使她的诗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暧昧性。勃留索夫有一段精彩的评价：“读她的诗时，有那么一阵子，你会觉得很不自在，好像向别人家半开的窗里窥视了一眼，并无意中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
勃留索夫希望茨维塔耶娃在今后的创作中尽量去描写那些更强烈、刺激的情感，而不是那些占据了《黄昏纪念册》大量篇幅的可爱的有趣琐事；去表达出更有益的思想，而不是老生常谈。这位象征派大师相信，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一定会写出更好的展示隐秘生活的真正诗歌。
同年，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Гумилёв, Н. С.）在《谈 俄 罗 斯 诗歌 的 书 信 》（Письма о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一文中也称赞了茨维塔耶娃以及《黄昏纪念册》。
这位阿克梅派的创始人写道：20年前，敢作敢为者不多，因此他们显得弥足珍贵。他认为，在向过去宣战的时候，在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没有什么会比炮灰更有用。那时候的年轻诗人们穿过胡言狂叫和装腔作势的密林来到艺术的殿堂。如今的年轻诗人已经不是契诃夫笔下那些渴望摆脱腐朽生活的主人公，而更像是离开巴格达想一睹新生事物的航海者辛巴达。辛巴达因对安拉法典心怀敬意而获救，而年轻的诗人们只要对诗人的佳作、对俄语怀有景仰的态度，必能得救。
在古米廖夫看来，诗集《黄昏纪念册》的作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充满内秀、卓尔不群的人。他认为，这部诗集有很多新颖之处，例如，勇敢的私密性；让人眼睛一亮的主题，例如，小孩子的爱情，或由生活小事儿引起的狂喜。这部诗集不仅仅是一部少女自白的迷人诗集，更是一部优美的诗集。
俄苏女作家，诗人莎吉娘（又译沙吉尼扬）（Шагинян, М. С.）在其 《 文 学 日 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днавник）一文中，结合文本分析了茨维塔耶娃的创作特点。
她写道，《黄昏纪念册》的作者只有18岁，但 绝 不 能 从 年 龄 角 度 去解读她。她不是神童，不是“未来的天才”；然而她却写出是真正地道的诗歌。这本诗集刚一问世，莫斯科就开始谈论起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莎吉娘预言，这位受过良好启智教育、有文化修养、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决不会无声无息的。莎吉娘认为，《黄昏纪念册》这部诗集没有华丽的辞藻，创作思维缜 密 ，有 鲜 明 的 个 性 。让 女 作 家 感 触 颇 深 的 是 ：一 方 面 ，茨 维 塔 耶 娃 的才华是文化外的，就是说，它独立于历史和其同时代之外；另一方面，她的才华又充盈着文化。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没有与人争辩、较量过，没有借用过别人的东西，没有与人发生过冲突；她就这样带着自己的诗集走上了诗坛。她没有参加任何文学流派，因为她对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正确理解和判断力。这里，莎吉娘指出了茨维塔耶娃的一个鲜明特征，即：虽然她不与任何人争斗，但是她却时刻准备迎接任何挑战。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其诗歌的重要性。
极端的亲密性是诗集《黄昏纪念册》最吸引人之处。其诱惑力无异于去阅读别人尘封已久的书信、日记和笔记。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抒情诗。她只写自己的，外人听起来云山雾罩的东西。她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来描写孩子们的玩耍场景。
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莎吉娘得出结论：茨维塔耶娃擅长讲孩子的事情，也擅长给孩子们讲故事，正因如此，她的一些诗才被收录到一些文选中，成为儿童诗歌的优秀典范。以莎吉娘之见，茨维塔耶娃的摇篮曲就是一幅画面，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可与之比肩的摇篮曲画面。此外，她还指出，茨维塔耶娃用零散的、但是组织得相当出色的语句创作出虽没有任何抒情色彩、情节，但却非常优秀的诗篇。例如，《喝汤时 发 生 的 事 情 》。
莎 吉 娘 对 《 寂 静 的 街 道 》（Die stille strasse） 、《 致 下 一 位 女 士 》（Следующей）等诗篇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描写莫斯科街道的十四行诗《寂静的街道》写得非常好。莎吉娘对诗人大胆使用的创作技巧大加称赞。她认为，就是这些大胆使用的韵脚构建出诗歌的美妙之处，并使描写回荡晚钟的诗句魅力倍增。分析《致下一位女士》时，作者指出，这首诗充满了特别的女性柔情。
谈及爱和激情话题时，莎吉娘将茨维塔耶娃和米拉拉赫维茨卡娅（Лохвицкая, Мирра）进行了对比。她认为，茨维塔耶娃的爱不同于米拉拉赫维茨卡娅的爱。拉赫维茨卡娅的爱独立自在、超越家庭、超越婚姻，是特殊的爱；而茨维塔耶娃的爱体现在日常生活、家庭和母爱中。拉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缺少分寸，是原始、纯洁、无意识的激情；而茨维塔耶娃的激情极其细腻、有趣，她对激情有很多深思熟虑、甚至带有英勇女性的思考。拉赫维茨卡娅笔下没有性的问题。她全身心沉浸在爱情里。她全身心崇拜着爱情。她的爱是强烈、不由自主、忘我的 ，像 沙 漠 的 西 蒙 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触动了性的问题，而且是狠狠地触动了这个问题。
莎吉娘也指出了诗集的不足之处。她认为，《只有影子》是这部诗集中最薄弱的部分。令她不解的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得非常珍贵的东西在茨维塔耶娃眼里却成了影子。她希望，茨维塔耶娃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因为找到了自己就找到了世界，而找到了世界就意味着找到了通往永恒 、现实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