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魂正气——颜真卿传（平）_权海帆　著_9787506374507

　　这是一部充满激情、读来让人热血沸腾的人物传记。作者以深情而激昂的笔触，将经历了大唐四帝，经历了朝廷由盛转衰等多个历史变节的颜真卿的一生，娓娓道来。作品紧紧围绕他在宦海沉浮和平叛战乱中的激烈冲突，重点突出了颜真卿的忠烈和贞节，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忠臣名士的形象。同时，作品还对颜真卿的书法艺术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将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书法成就的取得，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作者对颜真卿的生平有过全面具体的了解，更在创作中融入了小说的比喻、比拟等写作手法，平添生动趣味。

序曲盛唐气象
奔流不息的时光之河，倒流回一千三百年前，积累了唐太宗李世民以来以人为本、开拓进取、居安思危的丰硕治国成果的泱泱大唐帝国，经过睿宗李旦时期四个年头的朝政动荡、萧墙祸患，和继位而立的玄宗李隆基两个年头的励精图治、光复大业，至开元年间——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二年，开创了中国封建帝国空前的自雄、自强、自信、自豪之“元”。以至紧随其后的天宝前十年间，虽已危机四伏，却仍沿袭、承续了这种自雄、自强、自信和自豪。那是一个曾经令其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胜留恋、追忆不断、生机蓬勃、国泰民安的繁华盛世！
开元年间的大唐，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经济最繁荣、社会最稳定、文化最发达的封建帝国。纵观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大国，拜占庭、印度，长期处于分裂、动乱之中；阿拉伯帝

序曲盛唐气象

奔流不息的时光之河，倒流回一千三百年前，积累了唐太宗李世民以来以人为本、开拓进取、居安思危的丰硕治国成果的泱泱大唐帝国，经过睿宗李旦时期四个年头的朝政动荡、萧墙祸患，和继位而立的玄宗李隆基两个年头的励精图治、光复大业，至开元年间——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二年，开创了中国封建帝国空前的自雄、自强、自信、自豪之“元”。以至紧随其后的天宝前十年间，虽已危机四伏，却仍沿袭、承续了这种自雄、自强、自信和自豪。那是一个曾经令其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胜留恋、追忆不断、生机蓬勃、国泰民安的繁华盛世！

开元年间的大唐，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经济最繁荣、社会最稳定、文化最发达的封建帝国。纵观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大国，拜占庭、印度，长期处于分裂、动乱之中；阿拉伯帝国、大食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而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大唐帝国，版图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七千万，世无伦比。其都城长安，约为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七倍、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六倍，堪称“世界第一城”，以其“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寒食》诗句）、“万家身在画屏中”（施兼吾《长安早春》诗句）的秀美、舒适与壮丽和谐、气势恢弘，和东西两市栉比鳞次的店铺、酒肆，丰盈的货物，以及街市上来自世界各国、长相迥异、装扮奇特、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流，无一不彰显着华夏帝都的兴旺、繁华、鼎盛和举世无双的辉煌。

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忆昔·其二》一诗，描绘了那时大唐帝国的盛世风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这种天下太平、繁荣富庶、和谐安详的景象，并不只展现于京城长安内外，并不只展现于自古经济较为发达的关中、关东一带，也并不只展现于陡然崛起、跃入了全国经济前列地位的长江以南地区。由于近七十年，大唐一直推行“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政策，已使九州略同，中原与边陲同样沐浴着国泰民安、蓬勃兴旺的盛世艳阳。

长安是大唐的缩影。这里不但商贾云集，经济繁荣，而且以开放的英姿，接纳着服饰、相貌各异的各国客商。来自西域诸国以及大食、波斯的商贾，所开设的众多客栈和酒肆，无不生意兴隆。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以赴胡商店肆为乐。李白就有“挥鞭直就胡姬饮”（《白鼻呙诗》），“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樽酒行》）的诗句。从唐都长安出发，远达地中海、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大食（今阿拉伯）的陆上丝绸之路，与远达南洋、西亚和非洲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大唐盛产的丝绸织品和各国的名产为主要货物，塑造着国际贸易的繁荣。中唐诗人元稹曾以优美的诗句，描绘了那时胡商们在华夏大地上的商业活动：“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织锦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估客乐》）胡商们对大唐各地的特产了然于胸，采买好将要运回自己国土以大发其财的货物，心满意足地来到长安徜徉、观光、玩乐。远涉重洋，被唐人称为“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婆罗门舶”的各国商船，纷纷驶往大唐海岸，以其体积的巨大，令国人无比惊讶。①而诸如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骠国（今缅甸）、真腊（今柬埔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林邑（今越南）、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拜占庭（东罗马）、波斯（今伊朗）、大食哈里发帝国（阿拉伯）等国的朝廷、王室，也都派出使节，纷纷来到长安，拜谒大唐皇帝。诗人王维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生动地描绘了那种庄重、瑰伟的情景。

长安不但接纳了各国客商、游客和使节们，各国来者也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带给了大唐。一些留居长安的外国人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担任官职于大唐朝堂、府衙。胡服、胡食、胡语、胡乐、胡舞，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神州人民。京城长安敞开包容万象的宏大胸膛，吸纳着世界各地优秀文化的丰厚营养，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胡食深得大唐百姓喜爱；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等，为大唐庶民所钟情；龟兹乐、西凉乐、疏勒乐、高昌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与华夏钟鼓之乐，一起鸣奏着开元的升平；胡旋、胡腾、柘枝等胡舞，与汉民族的长袖之舞，共同激荡着盛世的激情；胡服、胡妆，濡染着妇女的娴雅柔媚，油然升腾着豪爽刚健之气。异国或异民族的衣食、乐舞文化，不仅悄然改变着平民百姓的习俗，而且浸淫着达官贵人乃至皇室的生活。宫廷之内，“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仕女皆衣胡服。”（《旧唐书·御服志》）

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对儒士和科举的器重，读书问学蔚为风尚。大唐早于开国不久，即在乐于披坚执锐、从军效力，以立功入仕、光耀门第的浓重尚武之风中，兴办官学，弘扬儒学，统一“五经”。进入开元年间，天下英才士子，已不再倾心于仗剑从戎，以求拜官晋爵；而日趋热衷于读书科考，进士及第，“耻不以文章达”。为了能够求得前途与功名，他们苦读于各种官学或私家书院，埋头经籍，潜心问学。熟读儒家经典，使他们心怀天下，积极奋发，锐意进取；而道家、佛学思想的博采，启发着他们的人生哲思，开阔着他们的心灵天地。“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诗人李颀的这首《缓歌行》，既是对自己读书入仕经历欣然自得的回忆，也是对一代年轻才俊的人生理想、梦想的真实描绘。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劝学》）的著名诗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青年志士的苦学情景。正是在这种儒学与文赋之道受到空前倚重的文化氛围中，一代倜傥风流的文士迅速成长。

盛唐时代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物阜民丰、开放包容、开拓竞新和文教兴旺，其最显著的文化征象，便是诗坛的群星璀璨和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真率豪迈、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流荡于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之中；博大、蓬勃、奋发、进取，氤氲为传世名诗中激扬着的时代精神。孟浩然、王维等人清幽自然、恬淡闲适的田园、山水诗，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等人豪迈雄浑、大气磅礴的边塞诗，以及贺知章等人清新隽永的诗作，特别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①的“诗仙”李白，和“语不惊人死不休”②的“诗圣”杜甫，以其或豪放飘逸、瑰丽绚烂，或沉郁顿挫、深厚老成的诗作，缔造和装点着盛唐诗坛的繁荣和宏丽瑰伟。大唐诗人们把自身的命运坎坷，熔铸为对未来的信心满怀，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形成华夏人文知识分子相承至今的不衰之魂和伟岸风骨。

与唐诗相争艳的，是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门类艺术的异彩纷呈和灿烂辉煌。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曹霸、韩干、张萱、韦偃的画，将中国的绘画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陆续开凿的石窟，使以佛像为代表的泥塑敷彩，和石胎泥塑的佛教人物雕塑以及壁画，进入了恢弘、雄奇、壮伟、肃穆而热烈的艺术天地。始开凿、雕塑于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敦煌莫高窟，至唐代新凿、塑二百多窟，几乎占其总数的一半；始凿、塑于北魏中期的洛阳龙门石窟，至唐代新凿、塑的窟龛数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庆阳北石窟寺、太原天龙山、固原须弥山等地的石窟，都得到较大规模的续凿、续雕。这些石窟雕塑，无不以其神秘、奇谲的佛教故事，折射着真实的人间世界。而在整体山岩上，自开元元年（713）开始凿、塑，历九十年始完成的四川乐山弥勒坐佛，高达七十一米，气势磅礴，规模宏大，浑然一体，堪称举世一绝。

唐代的乐舞创作成绩斐然。董庭兰弹奏胡笳，“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曹保和他的儿子曹万善、孙子曹刚善弹琵琶，“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安万善吹筚篥，“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唐太宗李世民编制的大型歌舞《破阵乐》，舞者一百二十多人，舞时声震百里，撼天动地。唐玄宗李隆基精通音律，曾亲自教授乐舞技艺于梨园三百乐工，还亲自创作了《霓裳羽衣曲》。而浑脱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雍容大方、娴雅蕴藉的大唐风韵中，融会着轻快流畅、幽默滑稽的异国情调。至于公孙大娘的剑舞，连诗圣杜甫也不胜钦佩：“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书坛更在大唐呈现出亘古未有的璀璨景象。唐太宗李世民对书法的倚重，欧阳询、褚遂良、殷仲容等书法巨擘的杰出创造，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艺术美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欧、褚、殷等书法巨匠，都在长安留下了许多传世的碑刻瑰宝。

强盛的国势，阔大的胸怀，进取的雄心，炽热的学风，辉煌的诗歌，灿烂的艺术，熔铸为恢弘雄大、高迈飘逸的盛唐气象。

本书的传主颜真卿，就诞生于朝堂动荡而国脉旺盛、十年后开元盛世姗姗而来的中宗李显景龙三年（709），成长于此后的二三十年间，盛唐时代的雄浑气象塑造了他的雄姿英发。而他的盛年，大唐却在安史之乱中由盛而衰。在盛唐雄风凋零的乱世中，颜真卿以身许国，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壮怀激烈。颜真卿的晚年，大唐踬踣于割据藩镇此起彼伏的兵连祸结之中，他虽为社稷复兴、百姓温饱而殚精竭虑，竭忠尽智，却屡遭陷害，磨难备尝，最后为平抚反叛藩镇而大气凛然地丧身于魔窟之中。

颜真卿不但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铿锵、豪壮的惊天之曲，而且把书法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旷世峰巅。作为颜体书法的开山鼻祖，其笔下的一竖一横，都出自于忧国忧民、壮怀激烈的伟大灵魂；一撇一捺，都熔铸着对中华河山土地、庶民百姓的深深挚爱之情。其书法作品，也无不与其立身行事一起，激扬着忠魂、正气之曲。

后记

二〇一二年三月中旬，笔者刚刚从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回到北京，即应邀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创作会议，并被确定为书法巨匠颜真卿传记的撰稿人。有感于以己之名微，而受到如此信赖，将与许多传记文学创作的名家、高手一起参与创作，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颜真卿，这是生活于大唐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位忠魂一颗、正气一腔的伟大书法巨擘。半年前，我创作出版了历史小说《颜真卿》，受到了不少评论家、学者的好评，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肖云儒认为可称“不凡之作”。我所拥有的颜真卿的历史资料，算得上是十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小说《颜真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对历史真实的恪守，而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流行小说在“戏说”或“编造”历史。当时心想，经过了小说《颜真卿》的创作，再撰写《颜真卿传》，应该是困难不大、甚或没有困难的。只要剔除掉小说中虚饰的部分、换上真实的历史事实，便可大功告成。因而，对于这项任务的完成，是信心百倍的。

然而，回家深思，传记与小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生命。传记创作是还原传主其人生命历程、精神风貌的文学活动，既需学者治史的才能和谨严，也要有作家的审美思维和文采；文本则不但须符合历史真实，也应富有文学的可读性。难点不在于穿越历史，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而在于洞悉其精神、灵魂。因此，必须回溯于传主生活的时代，以认识其深邃幽微的心灵世界；又要回归于中国蓬勃崛起的当代，以理解其精神境界的崇高。颜真卿，是一位叱咤风云、气壮山河的忠烈，一位以身许国、一身正气、金刚怒目式的英豪，一位笔迹雄强丰润、磅礴遒劲、富于创新精神的书法大师，是颜体一脉的开山祖，也是血肉鲜活、有哭有笑、有爱有恨、有喜怒哀乐、有怒火中烧、有涕泪滂沱、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其一生是一曲激扬而苍凉的忠魂正气之曲。为颜真卿立传，从始至终，离不开深入其心灵、窥视其五脏六腑、询问其所思所图、探寻其秘密、与之敞开心灵的对话。整个创作过程之中，缺乏小说叙事的自由空间，却要求作者具有更突出的“心灵学”“精神学”的才能，远非通过对小说“剔假换真”的功夫就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

如此思之，我愈来愈感受到肩头和心灵负担的沉重。在再次认真研究了手头的全部资料，拟定了写作大纲，并得到丛书编委会认可，开始投入创作后，每一章、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都写得很艰苦。似乎每天都穿行在大唐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风烟与当前改革攻坚中的世态万象之间，都在煞费苦心地就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向传主提问，为传主的回答而吃惊，而激动，而热泪盈眶，也就传主的生活情景、性格逻辑、精神世界，自我诘问着灵魂，为自己对传主某些言行的疏漏、轻忽和误解、曲解而羞愧，而负疚。就在对传主言行举动的记述和心理提问中，在吃惊、激动和羞愧、负疚中，敲击着键盘，推进着创作的进展。从北京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北京，再到大洋彼岸的休斯敦，通过将近一年的劳作，终于在春风骀荡、日丽景明、细雨润物、枝头绽绿的春天，为颜真卿这位我国历史上的忠魂一颗、正气一腔的书法巨擘的传记，敲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当我向丛书编委会提交书稿的时候，委实诚惶诚恐，不知自己是否为传主的忠魂正气曲准确地谱写了每一个音符，是否将传主爱国爱民、清正果敢、刚直不阿的伟大人格力量，以及雄毅悲壮、激昂而苍凉的一生写得恰如其分，是否对传主熔铸前人之长而自立新“体”，端庄健劲、大气磅礴的书法艺术创造，给予了正确表述。但待专家、学者以及有识者指教耳！

衷心感谢中国作协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感谢丛书编委会的专家、学者们的指导。

作者

2013年3月

又及：

　　权海帆，男，1943年出生于陕西澄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丝路之父》（合著）《颜真卿》《魂续史迁》（即出），散文随笔集《新凯旋门前》，文艺评论集《文坛呐喊录》《文海苦航》，美学专著《中国西部幽默论》等。获省级以上大奖多项。

　　广德二年（764），京城长安阴霾遮天，白昼如夜，晦暗而污秽，秋风萧瑟，黄叶披靡，凄冷而苍凉。噩耗传来，临淮郡王李光弼将军病逝于徐州官府。
　　颜真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询问向自己禀报信息的文吏：你说什么？
　　“临淮郡王李光弼将军病逝了。”文吏又复述了一遍。
　　“天哪！李公，李将军！‘德烈充塞寰宇，谋猷著名日月’①的李将军！忠心耿耿、正气浩然的李将军！你怎么——”颜真卿大叫一声，泪水哗哗地涌出了双目。
　　颜真卿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所熟知的李光弼将军戎马平生的一幕又一幕：
　　安禄山、史思明反叛之后，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常山太守——堂兄杲卿，与长史袁履谦智取了土门。其后，叛贼史思明以重兵围困常山，太原尹王承业坐视常山危急，面对常山来使卢逖的泣血求救，拥兵不动，致常山城破于贼手。二月，李将军率朔方马步兵八千东出土门，收取了常山。看到常山“战士死者蹈藉于滹池之上，公亲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尘，因恸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属，城中莫不感激一心”②。
　　紧继其后，郭子仪将军“与公合势，南收赵郡，又败之于沙河，夏六月战于嘉山，打败之，斩获万计。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穷蹙无计……”③。
　　那年八月，公奉命守太原，史思明与蔡希德率领其全部人马攻城数月，“公自贼逼城，于东南角张帐次居止，竟不省视妻子。每过府门，未尝回顾。是后决遣事务，信宿方归。”①
　　乾元元年（758）秋八月，洛阳城上，公对着城下请见的叛贼史思明，一派凛然正气，严斥道：“‘我三代无葬地，一身必死以国家之患。尔为逆虏，我为王臣，义不两全。我若不死于汝手，汝必死于我手！’将士闻之，无不激励……”②
　　“公以为战者，危事，胜负难必。每临阵尝贮伏突于靴中，义不受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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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真卿虽与李光弼并无几次聚会，更无畅怀长谈，然而，李将军的声音笑貌如在眼前，李将军的桩桩事迹，以及自己举义平原后与李将军在互相联络、支持中铸就的情谊，铭刻在心，常常使自己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李将军的忠魂、正气，似乎与自己相投相契，冥合一体。虽然李将军乃挥兵千万、驰骋沙场、威震天下、功高盖世的罕有名将，自己不过一介孱弱文臣——当年举义于平原，乃铤而走险的无奈之举，但李光弼将军与自己灵犀相通，李将军的灵魂似乎就是自己的灵魂。
　　时至今日，山河破碎，社稷蒙辱，百姓涂炭，而李公光弼、郭公子仪这样的社稷之臣日见稀少，杨国忠、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元载之流的奸佞却层出不穷，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想到此，颜真卿不由得摇头慨叹，仰天长啸，唏嘘不禁……
　　一个多月时光在戚伤中悄然流逝。八九月间，李光弼将军之弟，时任太子太保的李光进，请颜真卿为其兄李光弼将军撰写神道碑，颜真卿欣然应诺。颜真卿对李光弼将军的思念和敬仰，随着笔锋的婉转逶迤，涌流而出。碑文由曾书写《唐王四娘塔铭》的著名书家张少悌行书勒石，立于富平祖茔墓前。《李光弼神道碑铭》文，于是成为忠魂与正气的礼赞。
　　此后数十天，十一月间，郭子仪将军击败叛将仆固怀恩，凯旋回朝。代宗李豫为奖掖“为我良弼”①的郭子仪将军的巨功大勋，赠予郭子仪亡父郭敬之以太子太保之官。郭子仪决定在家庙中树碑以记其事，请颜真卿撰、书。颜真卿又欣然接受郭子仪之请，撰、正书《郭公庙碑铭》，撰、行书《郭公庙碑阴记》②。其文与其说旨在为郭子仪父子树碑立传，不如说是继《李光弼神道碑铭》之后的又一篇忠魂、正气礼赞。碑文对郭子仪父子的功绩和平生为人的评述，集中于“忠”、“正”二字。谓郭敬之：言谈以“忠信”为主调、行为总呈现着端直和方正，不苟合取容、低眉求宠，不趋炎附势、阿附权贵，不悖逆大道、侥幸于走运得时；赞郭子仪：“忠于国而孝于家，威可畏而仪可象”，崇高的德行播于万类，胸怀开阔，待人厚道，对自己所信用的人能任其发挥才能，听取好的意见，如同水向低处流般自自然然；他总是“推赤诚而许国，蹈白刃以率先”，以身许国，赤胆忠心，每赴沙场，即使面对着寒光凛凛的刀山，也毫不迟疑地冲在前面。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风云平生，都根源于一颗耿耿忠魂、一腔凛然正气。
　　颜真卿恭谨庄重，笔笔雄强，字字磅礴，不但表达了自己对郭子仪父子忠魂与正气的敬慕，而且于无意之中也将自己的忠魂、正气彰显给了世人。正由于《郭公庙碑铭》和此前的《李光弼神道碑铭》，两“碑铭”之“文”，特别是《郭公庙碑铭》之“书”，系以自己的忠魂、正气，深情地彰扬李、郭二将军的忠魂、正气，自然透射着撰书者颜真卿品行的直方和人格的高迈。《郭公庙碑铭》笔画一丝不苟，雍容庄重，流畅爽朗，于规矩中显雄浑，于笔锋起落中显性情，丰伟遒劲，厚重朴茂，气骨风流中不无清灵古拙的韵致。如果说雄强博大、遒劲丰润的《大唐西京多宝塔感应碑》，透露着颜真卿独创新意、别开生面的书法追求，神明焕发、意气干云的《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像赞碑铭》，彰显着“颜体”书法于大唐痩硬妍丽书风中的脱颖而出、自立面目，那么，《郭公庙碑铭》则标志着“颜体”的炉火纯青和艺术造诣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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