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汲取了中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思考，力图摆脱外交史、事件史和条约史的编写模式，全面展示关系史应该包含的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真正体现中外双方“相互的”而非单方面的关系。

前言
第一部分：理论方法论探索
　一、帝国主义理论从“中心”到“边缘”的视角转换
　　(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理论
　　(二)“边缘取向的”帝国主义理论
　　(三)西方帝国主义理论的辩护倾向
　　(四)西方帝国主义理论的学术启示
　二、“跨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践
　　(一)从现代化理论到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的转变
　　(二)跨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论构想
　　(三)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在实践当中的运用
第二部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跨文化接触和感知
　三、新教传教的“文化帝国主义”
　　(一)德国新教中国传教的兴起
　　(二)布道、建站、办学、行医 前言
第一部分：理论方法论探索
　一、帝国主义理论从“中心”到“边缘”的视角转换
　　(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理论
　　(二)“边缘取向的”帝国主义理论
　　(三)西方帝国主义理论的辩护倾向
　　(四)西方帝国主义理论的学术启示
　二、“跨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践
　　(一)从现代化理论到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的转变
　　(二)跨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论构想
　　(三)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在实践当中的运用
第二部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跨文化接触和感知
　三、新教传教的“文化帝国主义”
　　(一)德国新教中国传教的兴起
　　(二)布道、建站、办学、行医
　　(三)“精神征服”的主观意志
　四、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一)从传教士到“汉学家”
　　(二)翻译和诠释中国古典作品
　　(三)撰写中国报道，勾勒中国图像
　　(四)论证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合理性
　五、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一)指控基督教新教传教的社会舆论
　　(二)德国新教传教士的反击
　　(三)对于“真正的”原因的探寻
第三部分：卫礼贤与中德文化交流
　六、论东西方文化
　　(一)反观自身，检讨西方文化
　　(二)揭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三)倡建“世界新文化”
　七、以传教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
　　(一)一种全新的传教方法
　　(二)重新认识基督教教义，坚决反对宗教狂热
　　(三)综合东西方文化，建立大同世界
　八、创办“尊孔文社”
　　(一)崇拜孔子人格，得领儒门遗泽
　　(二)研讨中德学术，推动文化交流
　　(三)冲决宗教藩篱，追求“永恒真理”
第四部分：德占胶澳与中德相互作用
　九、从海洋战略角度看德占胶澳事件
　　(一)德国海洋战略的兴起
　　(二)德国海军建设的进行
　　(三)在中国沿海占领海军据点计划的形成
　　(四)“选港之争”与出兵胶州湾
　　(五)德占胶澳的“得”与“失”
　十、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德“合作”办学
　　(一)德国在华创办大学的提议
　　(二)中国政府的回应与中德谈判
　　(三)中德联合创办“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
　十一、德占时期青岛中国人社会
　　(一)德意志帝国占领前的青岛
　　(二)劳工阶层和商人群体
　　(三)文人士绅和青年学生
　　(四)买办、华人警察和职员
　　(五)前清遗老遗少
　十二、青岛中国商人群体的形成
　　(一)德占前的商业贸易和商人
　　(二)德占后中国商人的重新聚集
　　(三)对殖民政策的抗争
　　(四)与外商的合作和竞争
第五部分：近代中德关系史德文文献和档案介绍
　十三、德文著述提要
　　(一)当事人的报道
　　(二)研究性著作
　　(三)资料整理和汇编
　十四、德文档案馆藏状况简介
　　(一)联邦档案馆柏林分馆
　　(二)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分馆(军事档案馆)
　　(三)柏林外交署政治档案馆
　　(四)柏林普鲁士机密国家档案馆
　　(五)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

　　(三)西方帝国主义理论的辩护倾向
　　应当看到，西方史学家有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学术活动，它经常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政治意图就是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例如吕梯就坚决反对所有批判、咒骂帝国主义的言论，极力肯定殖民化对于第三世界人民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殖民化不是“慈善的教育机构”，但它至少在其以后的阶段曾经产生过教育作用，曾经使欧洲化为第三世界的人民所接受。殖民化不是对处于劣势的民族的剥削，而是一种教育工作，对于殖民地的“文明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按照吕梯的说法，被涉及者，即原来的殖民地臣民，并不想消除这些发展的结果，因此固执地用道德的自我批评姿态来对待殖民主义现象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时期英国殖民政治的追求，即在不列颠的统治下尽可能地保留本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长远地看并不十分成功，甚至是落后反动的。而法国粗暴的同化政策有时候却显得很有道理。那种认为帝国主义野蛮地破坏了本土丰富的文化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完全相反，“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来说，殖民帝国时代总体上是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时代，这种情况在亚洲和非洲原来的血腥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①
　　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把欧洲以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完全看作是无能的，根本无法抗拒欧洲入侵者和冒险家的攻击，这显然是对殖民地社会的极大蔑视。他们强调欧洲和西方文化对于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这反映了一种在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心态，即摆脱罪责，安于现状。怀有这种心态的人根本不把当今时代工业国家与地球上许多发展不良的地区之间存在的严重依附关系放在眼里。而有一些持民族主义解说的人则把造成帝国主义罪行的原因推到广大民众和别有用心的社会团体身上，认为民族主义会“自动转化成帝国主义”，这同样表现出了为西方政治家和资本家辩护的倾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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