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自选集（2000-2011）_张英洪著_9787510816666

《张英洪自选集（2000-2011）》是作者2000年至2011年发表的以农民问题研究为主的文章汇编，贯穿本书的两条主线是促进中国农民权利，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从农民权利着眼研究三农问题，从农民问题入手探讨现代国家构建，是作者的主要学术旨趣。《张英洪自选集（2000-2011）》体现了作者对农民权利、社会正义和宪政国家的独到见解、审读思考和理论勇气。

本书是我于2000 年至2011 年间发表的以农民问题研究为主的文章自选集。贯穿本书的两条主线是促进中国农民权利，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公民权利和法治国家，是因为我确信，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致力于保障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法治国家，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就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自由、尊严和幸福。
     在中国，说真话不容易，说与主流观念不一致的话更不容易。说真话的书也不容易出版，说与主流话语不一致的书更不容易出版。我虽然懂得这个现实，但我还是逆难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此，我也曾遭遇诸多误解和偏见，也曾身陷种种困境与磨难。但是我坚持说了，我坚持做了。驱使我说真话、求真知的是活生生的现实，是与生俱来的良知，是对真理和正义的不懈追求。在这里，我们也许应当再温习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的话：“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我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是从业余爱好开始的。我出身农民，对农民的生活和农村情况比较熟悉。但当时我所能看到的许多有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报道和研究绝大多数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核心层直面农民问题现实和农村问题真相。我开始涉足农民问题研究时，就只为求真知、索真相、申正义，只向真理低头，不向权贵折腰。在研究视野上，我做到不受学科分割限制，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不受传统意识形态限制。在人的权利问题长期被视为“敏感”问题的社会环境中，我明确把维护和发展农民的基本权利作为自己的研究核心，持之以恒地进行探索和思考。2003 年12 月，我出版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这是本人致力于农民权利研究的序曲。此后近十年，我完成了农民权利研究“三部曲”。第一部《农民权利论》是我以宪法和国际人权的视角，从横向层面讨论和分析农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状况。我的目的就是为“三农”界、为国人打开一扇国际人权的新视野；第二部《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是我从纵向层面讨论和分析1949 年以来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变逻辑；第三部《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我着重研究讨论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农民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
     从农民权利着眼研究三农问题，从农民问题入手探讨现代国家构建，是我进入“三农”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旨趣。本书是我对农民权利、社会正义和宪政国家的个人见解和探索。我在研究探索中，力争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因而提出的不少见解虽被当时一些人所怀疑甚至被乱扣“政治帽子”，但时间证明，我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着重研究农民权利，并不意味着我只关心农民的权利。事实上，我关注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和大众，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你和我，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应当享有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2011 年4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时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我发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有一大批这样的优秀人士，我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成了这“一批”中的一员。
     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却明显忽视公民教育和人权教育，这使我们的社会严重缺乏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和珍重。这是我们许多社会问题和悲剧不断重演的重要因素，是制约我们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障碍。我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使我确信，我们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要深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基于维护个人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全面改革，农民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向尊重权利的新时代，也一定会建设维护社会正义的现代法治国家。
     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的郑闯琦先生，他的真诚努力使我的作品得以集中出版面世。
     张英洪
     2012 年8 月18 日于北京北沙滩

强制拆迁、财产权保护与地方宪政构建
     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主要标志的拆村并居、强制农民上楼的运动，掀起了对农民权益的新一轮掠夺，引发了不少自焚抗争现象。农民被迫自焚，充分体现了地方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在中央以行政手段制止地方滥用权力的同时，自焚抗争现象也对学界提出了如何加强地方宪政建设的理论课题。加强地方宪政建设，将地方权力纳入宪政框架和法治轨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
     掠夺农民第三波
     当前，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掠夺农民的现象，掀起了改革以来掠夺农民的第三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以加重农民负担为突出特征的掠夺农民第一波。在掠夺农民第一波中，地方政府组织各种收缴税费小分队到农民家里强行收费，造成了一系列干群冲突事件，甚至接连出现农民被逼服毒自杀的恶性事件。据中办、国办通报，仅1996年全国被乡村干部逼死、打死的农民26人。中央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
     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以圈占农民承包土地为突出特征的掠夺农民第二波。在掠夺农民第二波中，地方政府大办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掀起了侵占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据研究，在2004年后，土地问题开始取代税费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每年发生的土地冲突事件约占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25%，占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65%左右。全国每年至少有300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目前累计失地农民在5000万到6000万人。地方政府大规模圈占土地，既侵害了农民利益，又威胁到耕地保护，影响粮食安全。为此，中央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设定了一个18亿亩的耕地红线，地方政府圈占耕地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2004年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突出特征的掠夺农民第三波。在掠夺农民第三波中，地方政府大势推行拆村并居和村庄土地整理，强迫农民集中上楼，掀起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主要标志的拆村运动，造成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自焚等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的重要背景是，在国家严格土地管理中，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饥渴症爆发。在发展主义驱使下的地方政府，无法克制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冲动，换言之，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地方政府不能没有建设用地指标，就像一头彪悍的野兽不能没有食物一样。中央政府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圈占耕地的同时，也给地方政府用地开了一个新的小口子，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200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该《决定》在强调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的同时，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天津、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广东、四川等省（市）进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2008年6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和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成为地方政府增加建设用地的最新途径。
     中央政府也许没有预料到的是，只要给地方政府用地松开一寸宽的口子，用地饥饿的地方政府就能群起将之撕裂到一丈宽。“增减挂钩”的用地政策出台后，各地纷纷以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突破试点范围和政策规定，大规模实行村庄拆迁，推行农民集中上楼。侵夺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的第三波浪潮开始了。
     被陈锡文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拆村造城运动”，使地方政府攫取了属于农民的大量的农村建设用地，以此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核心是获取巨额的土地收益。近年来，山东、河北、江苏、重庆等20多个省市都掀起了拆村并居、让农民集中上楼的风潮。2010年 6月，山东省诸城将1249个建制村合并成208个农村社区。有一位地方执政者则理性地算计说，他将用三至五年时间将其管辖下的100万户农民居住的村庄全部拆除，让农民集中上楼，原农民所占有的100万亩建设用地可节约70万亩，以50万元一亩的价格就能获取3500亿元。
     在掠夺农民宅基地的同时，各地暴力拆迁事件频频上演。农民的房屋与宅基地不可分，地方政府要农民的宅基地，就必须拆除建筑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在农民被集中上楼的过程中，农民世代居住享有的宅基地被轻易地拿走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农民私宅被强拆了。地方政府组织、授权或默认的庞大的拆迁队伍开拔了，农民被逼自焚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了。
     自焚抗争
     农民在权益受到地方政府侵害后，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维权抗争。在掠夺农民第一波中，农民进行“依法抗争”；在掠夺农民第二波中，农民进行“以法抗争”；在掠夺农民第三波中，农民被迫进行“自焚抗争”。
     1997年，著名农村问题研究学者李连江和欧博文（O’Brien）对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作了重要分析，他们最早将农民的抗争行动称之“依法抗争”（Law-based resistance）。依法抗争的特点是，农民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农村干部的独断专制和腐败行为时，援引有关的政策或法律条文，并经常有组织地向上级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官员遵守有关的中央政策或法律。依法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它兼具政治参与和政治抗争的特点。进行依法抗争的农民，开始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上从传统的臣民向具有政治权利意识的公民转化。
     2003年，著名农村问题研究学者于建嵘在对湖南省衡阳县的调查后提出农民“有组织抗争” 和“以法抗争”概念。在于建嵘看来，1992年以前的农民抗争可归之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1992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属于“依法抗争”；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进入“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农民以法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以中央或上级政策为依据，以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土政策为抗争对象、以直接动员农民抵制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农民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性抗争。
     最近几年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农民为维护自己的住宅权益，在强大的地方政府压迫下，纷纷以自焚的方式抗击地方强权，出现了一种自焚抗争现象。自焚抗争是农民（或市民）在面对地方政府强拆自己住宅时被迫采取以汽油焚烧自身的极端抗争活动。自焚者在自己住宅遭到地方政府的公然侵害后，既不能通过上访维护其财产权利，又不能通过法院进行权利救济，从而选择以死抗争，表达对个人住宅权利的捍卫和对地方滥用公权力的悲壮抗议。
     早在几年前，就发生过以自焚反抗强制拆迁的事件。2003 年8 月22 日，江苏南京市翁彪抗议暴力拆迁，在当地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身亡，拆迁办6 名工作人员被烧伤。翁彪自焚成为暴力拆迁造成公民自焚的第一人。2009年以来，以自焚反抗强拆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
     ——2009 年11 月13 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金华村唐福珍抗议强制拆迁自焚。
     ——2009 年12 月14 日，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北坞村席新柱自焚抗议拆迁。
     ——2010 年1 月26 日，江苏盐城市曾焕抗议强迁自焚。
     ——2010 年3 月27 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自焚。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强拆自焚事件。
     ——2010年9月16日安徽宁国市西津街道潘村孙某户因强拆自焚。
     ——2010年10月30日，黑龙江省密山市崔德喜因强拆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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