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稿填补西夏史研究空白之作《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誉其为“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_吴天墀_9787203145226

《西夏史稿》是吴天墀西夏史研究的经典力作。全书系统梳理党项部族起源、发展及西夏王朝建立、兴盛与衰亡的完整历程，详细记述西夏与宋、辽、金、蒙古诸政权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与外交往来。书中深入剖析西夏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律法制度、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征引史料丰富详实，考证严谨、观点独到。该书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诸多空白，体系完整、论述精深，是近代西夏史学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代表性著作。
本次再版，新加7篇近80页作者西夏史文章，几乎囊括吴天墀西夏史研究所有作品。加之西夏史研究权威、学部委员史金波最新导读，补叙近20年西夏史研究成果。使本书内容更全面丰富。

序
徐中舒
西夏和辽、金、宋四个政权出现于我国中世纪的后期，它的存在历时一百九十年（公元10381227年）。如果从其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宋史·夏国传》）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更历时三百四十七年（公元8811227年），比同它先后相鼎立着的辽（公元9161125年）和北宋（公元9601127年）、金（公元11151234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在时间上历年更为长久。我们即使把北宋和南宋立国时间拉通计算，也不过三百二十年，仍比它少二十七年。在幅员方面，西夏境土之大，奄有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方二万余里。它长时期屹立在祖国大地上，是不容忽视的。乃元人纂修辽、金、宋三史时，独不肯给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的专史，只在三史中各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只有《西夏外纪》一卷，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只有《西夏传》一卷，而在正史中最以卷帙浩繁著称的《宋史》，全书四百九十六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上、下两卷。元代史臣用以专述西夏史事的篇幅如此其少，当时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以未被纳入一部专史之故，从此遂致湮灭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清代嘉、道以来，崇尚考据之学；由经学转向史学之后，不少学者认识到西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于是掇拾烬余，补葺史阙，极其辛勤地撰写出西夏专史多种问世，重要的有：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陈崑的《西夏事略》十六卷；最后，戴锡章在民国初年撰成《西夏纪》二十八卷。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过去只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西夏历史，逐渐有了明确具体的内容，而不再处于若存若亡、若明若昧、不足轻重的状态了。同时在另一方面，有关西夏的地下资料，却又日有发现；学者们通过这些地下资料，已能认识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并掌握其语法和造字规律。这无疑又给西夏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天墀同志多年从事宋史的钻研，在充分利用前人西夏史著述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考古发掘所得的西夏文物资料，披荆斩棘，写成这部《西夏史稿》，可以说是带有几分开荒性的著作。它经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本书的写作要旨，作者已在本书《前言》中有所陈述。现在只把阅读本书后的一些感受，简单写出如下三点：
第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本书里特别受到重视。西夏在我们祖国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当时跟它相鼎立着的辽、金和宋，则分别以契丹、女真和汉族为主体民族，所有这些政权的民族成分都不是单一的。比如西夏除党项羌外，就还有吐蕃、回鹘、蒙古、契丹和相当多的汉族人民。辽、金、宋政权的民族成分也都同样是复杂的。所有这些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都是当代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都应该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为其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所局限，对于民族平等的原则是完全认识不到的。以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人数最多的汉族的史家来说，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不免充斥着和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意识，这种偏见对于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就是一个大障碍，而且也是根本不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因为一部整体的中国史，是由祖国各民族的创造活动所共同组成的，各民族部分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彼此互相结合的过程，在政治上尽管出现一时一地的分裂对峙，而经济文化方面则始终血脉贯通，浑然一体，绝对难以分离。但以往一切旧史学家由于眼界狭隘，他们所最关心的只不过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而对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共同愿望，却往往漠视，很少作出适当的反映。所以要写作像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族史，应该把广大的各族人民和居于少数的统治阶级区别开来，要清除统治阶级所带有的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并把各族人民合作友好、互相依靠、共同生产劳动、创造祖国历史的强烈意愿和光辉业绩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历史发展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往往会遇到一些峡谷险径，凶滩恶水，必须迂回前进，才能达到光明胜境。举例来说，在祖国历史上的夏、辽、金、宋几个政权分立对峙竟达三百多年之久，何以接着又出现了元、明、清的大一统局面呢?这就是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结果。因为各族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和平不要战争，虽然经历着漫长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共同愿望还是得以实现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给祖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本书作者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西夏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去，尽管西夏史料散亡太甚，而仅存的点滴又多带有封建主义的偏见和狭隘性，待克服的困难不少，本书的写成是向人民的西夏史跨出了一大步，这显然也就是本书所取得的新成就之一。
第二，研究西夏历史的难点，在于足供采录的资料太少；现在从事写作，就必须广搜博览，参伍排比，掌握可信史料，打好坚实基础。但从故纸堆中拾遗补阙，来源既多歧异，矛盾抵牾亦复不少，倘轻率下笔，难免以讹传讹，造成疑误，有违历史真实。此书在采择史料、利用前人的成说方面，对于史事的判定一般是很审慎的。例如《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一书，在西夏史料栏中所列的明人李维桢等撰《西夏始末记》《西夏录》《经略西夏始末记》《平夏纪事》《平夏疏录》《安夏录》《入夏录》等七种及清人马鸣銮撰《平夏纪录》一种，上述各书所谓西夏或夏，系指明玉珍在今四川东部所建夏国，或记今河套宁夏等地之当代边事；《图籍录》还列有《西夏经义》十三种二十一卷，则系清人何西夏讲说儒家经义之书；又同书同栏列清人邵廷寀的《西夏纪事》十二卷，作者据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对勘，邵氏所著有《东南纪事》及《西南纪事》各十二卷，而无《西夏纪事》，则所谓《西夏纪事》者殆为《西南纪事》之误可知。以上这些本来与拓跋氏西夏完全无关的书，经作者加以考证指出显然是有必要的。
又如吴广成、戴锡章这两位专治西夏史的名家，前者在所撰《西夏书事》第三十五卷，后者在所撰《西夏纪》第二十四卷里，都将金熙宗皇统四年（即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夏季遣使南宋的外交酬应，记作西夏向南宋入贡。经本书作者检对《大金国志》第十一卷所载，便确证所记其年夏天的夏字，被吴、戴两氏误解成为西夏，这样西夏入贡南宋的记事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此外，如西夏统治者元昊之诛杀外戚重臣野利弟兄，本书采取司马光《涑水记闻》第九和第十一卷的记载，判定其事发生在夏宋议和后二年，而不肯附和现在有的同志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记年代为可信的意见它是把野利弟兄之死说成发生在夏宋议和达成之前的。作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乃是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六十七卷里关于此一公案原委的详确记载，并进行了具体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在本书中还逐处可以见到一些事例，如西夏自称白上国的国名取义，西夏右厢军事要隘克夷门的地理位置等，作者都认真进行考证，力求合乎实际。
第三，本书在编写方式上，照顾了普通阅览的需要，史料充实，引据可信，是一本适合学习的西夏史入门书籍；对有志进一步研究西夏史的读者，在寻找史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充分的线索，把它作为前进的阶梯，可以避免或少走弯路。因为留存下来的西夏史的关键性资料非常缺乏，而在另一方面和它有着些少关系的资料，却又散见各书，极为零琐，加以拣择和使用，不能不给初学的人造成一定的困难。戴锡章的《西夏纪》一书，征引参考书目即达三百一十一种。现又历时半个多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物日益增多，中外出版界关于西夏的专著、论文、资料、图片、报导之类，也陆续有所发表；因此有关西夏史的著述资料，由于零散而不集中，显得数量又是繁多的。本书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勤搜资料，有见必录，在本书正文、附注和附录里，均有充分的介绍，这对读者进一步研习西夏史，必然是很有帮助的。
西夏史研究以往是一个薄弱环节。天墀同志现在写出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这就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热切盼望这门科研工作在天墀同志带动之下，今后继续获得长足发展，不断夺取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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