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医疗体系中，新的药物、器械、手术和临床试验不断出现，许多曾经罕见、昂贵、实验性的治疗，逐渐变成可报销、可获得、被推荐，甚至“不得不接受”的常规选择。医学人类学家莎朗· 考夫曼从2002年起进入美国多地高科技治疗中心、专科诊所和社区医疗场景，聆听数百位老年患者、家属和医生关于希望、恐惧、治疗选择和生命终点的讲述，观察了心脏起搏器、除颤器、器官移植、化疗等技术在老龄化社会中的应用。她指出，从科研经费到临床试验，从保险报销到医疗指南，共同构成了一条“常规医疗”链条，使得这些干预措施在伦理上变得“必要”，从而让医生、患者和家属陷入“停不下来”的困境。本书试图在冰冷的技术丛林中，为人类划出一条通往尊严的界限。

我们大多希望并期待医学的奇迹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然而，在当今的老龄化社会中，我们很难看到常规疗法和过度治疗之间的界限——它被制药业、生物医学工业以及保险公司创造的完美风暴所掩盖。在《常规医疗》中，医学人类学家莎朗·考夫曼调查了是什么推动了人们关于医疗干预的“越多越好”的观念。自2002年以来，考夫曼倾听了数以百计的老年患者、他们的医生和家庭成员表达他们的希望、害怕和推理，因为他们面临着“足够”和“太多”干预之间的界限。他们的故事是本书的基础。医学几乎塑造了我们每个人的老年经历，本书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医疗干预的边界，以及重新思考医学的目标。

【作者简介】 莎朗?考夫曼（Sharon R. Kaufman, 1948—2022），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人类学荣休教授。曾任该校社会、行为与健康科学系主任，曾获美国人类学会“新千年图书奖”，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考夫曼教授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更被誉为 “最受推崇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花费十年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深入医院、诊室与家庭，其研究不仅影响了社会科学，更深刻地干预了美国临终关怀与老年医学的临床实践。 【译者简介】 杨婧，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教于青岛大学。译有《飞奔的物种》。

引言 为21世纪医疗保健下诊断 第一部分 21世纪医疗的困境与未被审视的常规性 ? 第一章 老龄化社会中的常规医疗：长寿的困境 第二部分 医疗保健因素驱动链条 ? 第二章 医疗–工业复合体I：循证医学、生物医学经济和临床试验的兴起 ? 第三章 医疗–工业复合体Ⅱ：可及性、产业和临床试验现象 ? 第四章 “报销对一切来说都至关重要”：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生命管理的伦理 第三部分 医疗手段与目标的变迁 ? 第五章 标准且必要的治疗：技术手段与目标的变迁 ? 第六章 家人至关重要：肾脏与新式照护 ? 第七章 影响未来：预后、风险与剩余时间 ? 第八章 为了谁：我们共同的困境 结论 走向新的社会契约？

当“非同寻常”的抢救，变成了“不得不做”的常规 沃尔特斯夫人的“困局”：谁在划定界限？ 88 岁的沃尔特斯夫人坐在诊室的检查台上，身体微微颤抖。她患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急促，双腿因水肿而沉重。就在几周前，她刚刚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抢救。 “医生说，如果不植入除颤器（ICD），我可能随时会因为心律失常而猝死。”她对女儿们说。在现代医学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标准答案”。ICD 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技术，它像一只潜伏在胸腔里的“电击怪兽”，能在心脏停跳的一瞬间释放强电流。对于医生来说，这是指南推荐的、证据确凿的有效治疗；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是符合报销条件的标准流程。 然而，对于 88 岁的沃尔特斯夫人来说，这枚埋在皮下的金属装置却开启了一个荒诞的循环。 除颤器确实防止了猝死，但它无法治愈她逐渐衰竭的身体。随着病情恶化，她陷入了反复入院、出院的漩涡。在一次深刻的家庭会议后，沃尔特斯夫人决定划清界限：她决定进入临终关怀病房（Hospice），并关闭除颤器。在那一刻，全家人都感到了某种悲剧性的释然——他们终于决定接受死亡。 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十八个月后，沃尔特斯夫人因为“身体状况太好”，被强制转出临终关怀病房——因为她居然“活得太久了”，不符合医保对临终关怀的报销定义。一旦离开临终关怀，她重新回到了那个庞大的、自动运行的医疗机器中。再次心脏病发作时，她又被救护车拉回医院，再次接受那些她曾经拒绝过的、被视为“常规”的检查和干预。 坐在检查台上的她哭喊道：“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睡觉，熬过这一切。我不觉得我会好了。” 沃尔特斯夫人的遭遇并非个案，而是 21 世纪医疗保健的一个缩影：我们并非在选择治疗，而是在被治疗选择。 什么是“常规医疗”？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医疗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被视为“奇迹”或“极端”的干预手段——如器官移植、肾透析、复杂的心脏介入手术、高龄化疗——如今已变得平淡无奇。我们将其称为“常规医疗”（Ordinary Medicine）。 当一项医疗技术被贴上“常规”的标签，它就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强制性。如果一项手术是“常规”的，那么拒绝它就需要巨大的勇气，甚至会被视为“放弃生命”或“不孝”。 但问题在于，这种“常规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通过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我（莎伦·考夫曼）深入医院、诊室和家庭，试图破解这个谜团。我发现，现代医疗并非仅仅由医生的善意或患者的渴望驱动，它背后隐藏着一条严丝合缝的“因素驱动链条”： 生物医学经济与科研经费：大量的资金涌入尖端技术的研发。 临床试验与证据医学：这些试验通常针对特定病症，却很少考虑多病缠身的高龄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 临床指南与法律规范：当试验数据被转化为指南，医生如果不遵循，就会面临法律和职业风险。 保险报销制度（如美国的 Medicare）：如果保险支付某项费用，它就会迅速普及；如果保险不支付，它就无法成为常规。 正是这条链条，将“非同寻常”的尖端技术转化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可阻挡的压力。 医疗有效性的隐形天花板 在当今的医疗体系中，我们陷入了一种“越多越好”的幻觉。我们相信，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应用最新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无限期地推迟死亡。 然而，沃尔特斯夫人的故事提醒我们，“延长生命”与“减少痛苦”之间并不总是划等号的。 现代医学在延长生命的过程中，往往创造出了一种“中间地带”——人们既没有康复，也没有死去，而是生活在一种依赖技术的、脆弱的生存状态中。 这种状态不仅消耗了巨额的社会资源，更剥夺了个人对死亡的自主权。当除颤器在患者临终前反复电击已经停跳的心脏时，这种“常规医疗”究竟是救赎，还是一种温柔的酷刑？ 我们必须开始审视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界限。 我们共同的困境：拿回生命的自主权 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美国医疗体制的病理报告，它关乎我们每一个终将老去的人。 当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自己在未来面临那些昂贵而复杂的医疗抉择时，我们是否能够看清背后的系统驱动力？我们是否能够诚实地问自己：这项治疗是为了治愈，还是仅仅因为它是“常规”的？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技术可行性”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对“人的尊严”的深刻理解之上。划定界限并不意味着放弃希望，而是意味着我们有勇气承认医学的局限，有勇气在技术的洪流中，为生命保留最后一份从容。 莎伦·考夫曼在生命的尽头，用这份“系统诊断书”向我们发出预警：如果医学的进步让我们丧失了自然告别的能力，那么这种进步本身，或许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