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教授的《中国盗墓史》，是一项杰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历代的盗墓史料，不论是文献的还是考古的，作者广搜博采，用力甚勤。应该说，这是当代有关这个问题的值得称道的著作。
盗墓因于中国传统厚葬风习。顾亭林《日知录》卷一五厚葬条曾引《吕氏春秋·节丧》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宝货，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不难看出，顾亭林引《吕氏春秋》这段话在于说明厚葬是盗墓的主要根源。从西汉之初上溯战国时期，盗墓竟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说过：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尽管被视作奸事，但司马迁仍将掘冢起家的田叔，与行贾的雍乐成、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等并列。《游侠列传》也说，当时著名游侠郭解在不可胜数的诸种活动中，掘冢同样是其中之一。《庄子·外物》甚至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不论这是否寓言，当时社会生活中应该确有其事，庄子才能够有所反映。说明不但在司马迁的时代，有田叔、郭解这样的人物，即是大儒小儒们，他们也都参与了发冢的行列。
鲁迅先生说过：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先生还提到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花边文学·清明时节》）这见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声讨曹操的《檄文》。曹操除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外，还有同一类的发丘中郎将，发丘当然就是盗墓，不仅如此，曹操还曾亲临发掘西汉梁孝王的坟墓，掠取金宝。目的十分明白，这是为了利用冢墓之厚葬，借摸金发丘来养活自己拥有的大量军队。曹操尚通达，轻视世俗礼法，因而这不可能是出自敌对者袁绍的诬蔑，而是事实。
梁孝王不过是西汉景帝的亲弟，至于皇帝，当然更大大超过了诸侯王。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孝文本纪》正义引《汉晋春秋》说：愍帝建兴三年，秦人发霸、杜二陵，珠玉彩帛以千万计，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也。汉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是被称为俭者的，但珠玉彩帛仍然以千万计，至于汉武帝的茂陵，因为享国既久，以致不复容物，经赤眉军发掘之后，到数百年后的晋愍帝时，还是朽帛委积，珠玉未尽。对这种厚葬的陵墓，直到近代还有军阀大规模盗掘清王朝东陵之举，乾隆和慈禧陵墓的地宫均遭破坏。
这种为了财宝的泉下劫夺，无疑给田野考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事例太多，历经盗掘的秦公墓即是最为显著的一例。
古代墓葬中除珍宝外有的还埋藏有文献典籍，当前田野考古中即有多次发现，如1957 年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仪礼》木简，19731974 年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等古佚帛书。可惜的是，古代盗墓者的目的根本不在文献典籍，如西晋初年被盗的汲冢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国的古墓，就埋藏有大量的古籍简策，而且相当完整，尽管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但这批劫余的断简烬札还是装了数十车，《穆天子传》和仅存佚文的《竹书纪年》，即是出土于汲冢的。当时为《汉书》作注的臣瓒不但引用了颇多的《汲冢古文》，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过《茂陵书》，十分可能，这同样是汉武帝茂陵的劫余。
王子今教授参加过田野考古工作，长期从事历史教学，著述宏富，这部杰出的新作，为当前史学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我有幸得先读本书文稿，现略举所见，爰为之序。
方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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