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教授的《中国盗墓史》,是一项杰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历代的盗墓史料,不论是文献的还是考古的,作者广搜博采,用力甚勤。应该说,这是当代有关这个问题的值得称道的著作。
盗墓因于中国传统厚葬风习。顾亭林《日知录》卷一五厚葬条曾引《吕氏春秋·节丧》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宝货,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不难看出,顾亭林引《吕氏春秋》这段话在于说明厚葬是盗墓的主要根源。从西汉之初上溯战国时期,盗墓竟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说过: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尽管被视作奸事,但司马迁仍将掘冢起家的田叔,与行贾的雍乐成、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等并列。《游侠列传》也说,当时著名游侠郭解在不可胜数的诸种活动中,掘冢同样是其中之一。《庄子·外物》甚至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不论这是否寓言,当时社会生活中应该确有其事,庄子才能够有所反映。说明不但在司马迁的时代,有田叔、郭解这样的人物,即是大儒小儒们,他们也都参与了发冢的行列。
鲁迅先生说过: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先生还提到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花边文学·清明时节》)这见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声讨曹操的《檄文》。曹操除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外,还有同一类的发丘中郎将,发丘当然就是盗墓,不仅如此,曹操还曾亲临发掘西汉梁孝王的坟墓,掠取金宝。目的十分明白,这是为了利用冢墓之厚葬,借摸金发丘来养活自己拥有的大量军队。曹操尚通达,轻视世俗礼法,因而这不可能是出自敌对者袁绍的诬蔑,而是事实。
梁孝王不过是西汉景帝的亲弟,至于皇帝,当然更大大超过了诸侯王。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孝文本纪》正义引《汉晋春秋》说:愍帝建兴三年,秦人发霸、杜二陵,珠玉彩帛以千万计,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也。汉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是被称为俭者的,但珠玉彩帛仍然以千万计,至于汉武帝的茂陵,因为享国既久,以致不复容物,经赤眉军发掘之后,到数百年后的晋愍帝时,还是朽帛委积,珠玉未尽。对这种厚葬的陵墓,直到近代还有军阀大规模盗掘清王朝东陵之举,乾隆和慈禧陵墓的地宫均遭破坏。
这种为了财宝的泉下劫夺,无疑给田野考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事例太多,历经盗掘的秦公墓即是最为显著的一例。
古代墓葬中除珍宝外有的还埋藏有文献典籍,当前田野考古中即有多次发现,如1957 年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仪礼》木简,19731974 年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等古佚帛书。可惜的是,古代盗墓者的目的根本不在文献典籍,如西晋初年被盗的汲冢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国的古墓,就埋藏有大量的古籍简策,而且相当完整,尽管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但这批劫余的断简烬札还是装了数十车,《穆天子传》和仅存佚文的《竹书纪年》,即是出土于汲冢的。当时为《汉书》作注的臣瓒不但引用了颇多的《汲冢古文》,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过《茂陵书》,十分可能,这同样是汉武帝茂陵的劫余。
王子今教授参加过田野考古工作,长期从事历史教学,著述宏富,这部杰出的新作,为当前史学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我有幸得先读本书文稿,现略举所见,爰为之序。
方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