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_邓晓芒_9787100252898

本卷以中国形而上学的思想演进脉络为线索，首先深入考察其理论起点先秦道家哲学，剖析其超越儒家伦理学所建构的形而上学模型论（伦理学之后）；继而梳理这一模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发的玄学论争，以及论争对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深化发展，并分析了佛家诸流派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最后聚焦宋明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分析理学家对老庄形而上学的继承与修正，揭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圆熟期的内在结构模型，及其解体后向心学回归的理论走向。
全书立足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将中国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相应思想进行对照分析。在卷末，作者进一步点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必然面临的理论困境，并探寻通过提升形而上学理论层次以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

在本书第一卷中，我们经过有重点的阐释，检讨了西方形而上学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脉络。

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自从亚里士多德的定向工作之后，走的基本上是一条线性进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每个阶段上，哲学家们都有新的创获，提出新的概念，采用新的方法，然后向着大致是原先确定了的方向朝前迈出一步。

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它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
正是根据这一点，黑格尔提出哲学史和哲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
所以，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是：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并由此和中国哲学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哲学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
当然，西方形而上学也并不像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永远生命洋溢。

我们曾以中国形而上学为参照，检讨了西方形而上学这一充满生气和活力、最终却未能走出自己固有的局限性的历程。但毕竟西方形而上学的确从它的起点开始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提高自身层次的历程。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在第二卷中回顾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历程时，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历程的起点即先秦道家哲学的讨论和分析上。

因为我们看出，道家形而上学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基本定型了，但不是定向，它所走过的道路不是线性的，而是积淀式的（李泽厚语），是从一个定点向外一波一波圆圈式扩展的。

中国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在基本的思维框架上并没有本质性地超越老子在最初奠定这一思想时的原则模型，而是沿用这一模型，只在内容方面有所增添和改进，或在形而下方面与时俱进地做了些补充。

这种情势甚至在西来佛法传入中土之后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佛教哲学并非一种形而上学，不论是物理学之后还是伦理学之后都不是，它除了在概念的思辨技术上使形而上学的表述得到某种精密化的改进外，就只能以自己的某些新颖的提法和命题使道家哲学在实证实修方面增加一些更为圆通的感悟和体验。

因此，在我们对中国形而上学传统的这番检讨中，佛家正如儒家一样，不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对象，只是在考察道家形而上学时，作为某些问题的参照而附带要考虑到的。而西方哲学的视角则是我们随时要参考的，它将使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获得某种立体的深化和理解。
所以，本卷首先要比较详细地考察的是先秦道家哲学，看它如何超越于儒家伦理学之上而建立起一种形而上学的模型论，考察这个模型论的得失，以及对之加以改造的设想。

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定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激起的玄学论争及其在形而上学中的意义。然后，我们还将简略分析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和心学家对老庄形而上学的继承和修正，揭示其作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圆熟期的内在结构模型。在这三个阶段的考察中，我们都将结合西方形而上学相应的思想进行比较和对照，但绝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而是为了在研究中国思想的具体对象时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参照物。

而在本卷最后，我们将揭示中国形而上学趋向于自我消亡的必然势头，以及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势头，我们又将如何通过提升这个形而上学的层次而走出这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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