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学者季进蕞新评论集立足当代文学现场接引世界文学理念掘发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动能_季进_9787575309462

《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全球世界文学的框架中予以考察，不仅再现了作家在面对世界时的幽微心事，而且勾勒了作品在走向世界时的曲折线路，绘制出一幅在场者的文学地图。
全书分六辑。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贾平凹、毕飞宇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葛亮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阎连科、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至之境；而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走回来，则见证双向流动如何以之间的力量撬动和再造文学的疆域。
作者季进以敏锐的在场姿态把握当代文学的脉动，在世界文学的视阈里，探赜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无尽辩证。在世界中不只是一种空间形态，也是一种时间意识，更是一种伦理责任，在人我与他者、创作与翻译、理论与经验中，持续描画那个从未定型的当代文学形象。

序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出去与走回来
一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形塑中国形象的有效载体。当代文学的审美实践、海外翻译与有效阐释，以及经纪人、编辑、出版者、文学活动等传播机制，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逻辑链条，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从起步期（1949 年1978 年）到发展期（1978 年2000 年）再到爆发期（2000 年至今），在当代文学内在特质与海外传播外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正以其独特的审美实践，不断走向并融入世界文学。
首先是冷战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起步期（1949 年1978年）。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国家外宣机构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中国文学》杂志（1951 年2000 年）和外文出版社作为主要的外宣出版机构，以展现中国文学魅力、塑造新中国形象为目的，向海外持续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文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九千余种图书，占这时期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图书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当代文学作品有一百多部。这些作品大多以革命战争题材、农民题材等红色文学为主，以展示新中国形象、传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一些重要的当代文学经典名作均得到了译介，比如《三里湾》《红日》《三家巷》《红岩》《保卫延安》等。一九六六年以后，更是以革命样板戏红色电影剧本红色经典小说为主，比如《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在国家外宣机构之外，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尤其是苏联，先后译介了《林海雪原》《山乡巨变》《保卫延安》《吕梁英雄传》《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等一百多部（篇）作品。相比较而言，冷战背景下欧美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则乏善可陈，只有服务于区域研究的零星的译介。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只是西方想象当代中国的某种方式，构成了全球文化冷战图景的一部分。应该说，无论是国家外宣
机构的主动译介，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友情关注，或者是欧美国家的零星传播，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不宜过于高估，最多只是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其次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期（1978 年2000 年）。此前当代文学被遮蔽或被压抑的复杂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传播的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都远超起步期。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主体，除了《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外，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对新时期文学的追踪式译介，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高潮。一是各种当代文学选本纷纷出版，大量介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变与成果，比如杜迈可（Michael Duke）编的《当代中国文学》（1985）、王德威等编的《狂奔：新一代中国作家》（1994）、王瑾编的《中国先锋小说》（1998）等；二是中长篇小说纷纷得到译介，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自觉。虽然时间上有所延迟，但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基本上都得到了译介，比如《小鲍庄》《锦绣谷之恋》《黑骏马》《沉重的翅膀》《红高粱》《棋王》《三寸金莲》《浮躁》《妻妾成群》等，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多姿多彩；三是《中国文学》杂志的译介日益多样，熊猫丛书也于一九八一年正式启动。熊猫丛书除了一些长篇单行本之外，还以《中国文学》为基础，选编出版了《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等。但是，这些当代文学译本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欧美国家的主动式译介，某种意义上，欧美国家的主动译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涌现了一批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学者和译者，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再次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爆发期（2000 年至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规模和传播途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日益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维度。当代文学的传播主体日益丰富，官方机构、民间资源、学院力量、出版媒体等等，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使当代文学得到较为全面的传播与呈现。不仅五零后、六零后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麦家、阿来、贾平凹等人的作品得到持续而广泛的传播，而且七零后作家如盛可以、徐则臣等人也紧随其后，特别是当代科幻小说、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受到热捧。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规模迅速扩大，数量剧增，仅长篇小说的英译本就近百部。从传播途径来看，仍以西方商业出版为主，国家机构的赞助译介也更多采取与西方商业出版社合作的模式。同时，大学出版社、民间翻译成为重要的传播力量，比如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纸托邦等，都成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品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屡获各种国际文学大奖，将诺贝尔文学奖、卡夫卡奖、纽曼华语文学奖、卡佛文学奖、行星奖等纷纷收入囊中，刘慈欣、麦家等人的作品销量迭创新高，甚至引发旋风。这些都在在表明，在世界文学的动态运作系统中，中国当代文学日趋活跃，不断地释放和彰显着自身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当代文学七十余年的海外传播历史，从总体上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改革开放前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此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功利目的，那么一九八〇年代以后则日趋活跃和多元，更多地凸显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当代文学并非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面向未来不断延展，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文学实践。对于习惯于将中国文学塑造为静态统一形象的海外市场而言，当代文学的当下性无疑带来了一些理解和阐释上的困难。但是，这种转瞬即逝的当下性，恰恰又是全球化时代最普遍的感觉结构，包含着可以共通的信念与焦虑，因而又为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对话带来新的可能。二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或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受众等，七十余年间不停地发生转变，背后隐含着诸多可以探究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当代文学的开放性日益增强，西方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增多带来了人们对中国文学更多的认知与包容，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市场和文学资本的博弈，也使中国话语权稳步提升。
通过反思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总结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经验与教训，辨析其与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形象塑造、世界文学体系建构、跨文化对话之间的紧密联系，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对话。一般而言，我们注重的是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是当代文学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范围内被西方所接受，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还是要走回来，助益中国文学的发展。因此，在全球世界文学框架下，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的理论辩证，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知识的全球流通，使得歌德预言的世界文学时代成为现实，但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现发展，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通过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可以反思世界文学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而中国文学又在何种意义上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凸显新中国文学的当代性以及这种当代性对世界文学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代文学 / 文化的发展，应该重视国际市场与国际影响，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土写作的世界意义，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形塑社会主义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走出去到走回来，既可以向世界显示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可以反观本国文学，寻求全球世界文学框架下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融合的可能性。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建构起既蕴含中国本土经验又符合世界文学潮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彰显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的文学经验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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