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曾预言：无家可归将成为世界的命运。在世界越发动荡不安的当下，哲学该如何回应对归家的呼唤？许煜教授以身为漫游者的独特经历为底色，写下这部自传式哲学著作。
本书聚焦后欧洲时代的核心命题，回应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带来的无家可归困境，为当代人寻找精神归宿提供全新哲学启发。作者通过对海德格尔等欧洲哲学家的解读，阐释欧洲哲学精神和后欧洲的构成；借牟宗三等亚洲思想家的思想，阐明思想的个体化的内涵，回应亚洲思想之未来的议题。全书兼具国际视野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如散文般娓娓道来，是通往许氏哲学的理想入门读物。
《后欧洲》前言
这本书接续了《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对归家问题的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应了现代化和行星化导致的无家可归（Heimatlosigkeit）的问题。《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出版已有七年，其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乎让人无所适从。新冠病毒流行加速了地缘政治局势的转变，使地球急剧地陷入动荡之中，无论是以逼近的战争还是以气候危机的形态。我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家可归。不过，我们在最近的保守主义运动和新反动主义运动中看到，这种无家可归也催生了归家的欲望。 2016年夏天，我们的朋友达米安·维尔（Damian Veal，他在两年后自杀去世了）在处理《论中国的技术问题》的编辑工作时曾表达了这样的疑虑：我重建中国技术思想的尝试是否走了海德格尔的老路，并且陷入了同样的意识形态谬误。正如我在该书里总结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达米安的回应），归家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
七年后的今天，由于领土争端和种族政治的升温，归家的困境在我看来正变得越发具有挑战性、越发令人不安。今天的哲学要如何回应这种对归家的呼唤？归家曾被描述为构成了哲学的可能性（诺瓦利斯［Novalis］声称哲学由乡愁驱动），但这一点自二十世纪以来也遭到了质疑。
为了回答这个归家的问题，我不得不直面自己作为一个漫游者、一个移民的经历：对像我这样需要不断地去适应新环境和学习新语言的移民来说，故乡或家园（Heimat）意味着什么？我迫使自己整理一些多年前就已在脑海中但无法被恰当表述的东西。因此，这本书也可以被看成一部自传，尽管书中并没有出现我，或者更确切地讲，我在不同的方面由不同的人物代表。
《后欧洲》的标题参照了现象学家扬·帕托契卡（Jan Pato?ka）的著作，他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力量。根据帕托契卡的说法，这一划时代事件从现象学上来讲也是一个悬置（epochē）的契机：旧的欧洲概念被悬置，而一个新的欧洲将出现。后欧洲可以意味着很多东西：在十九世纪被认为是新欧洲的美国、一个今非昔比的欧洲，又或者是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与海德格尔一样，帕托契卡在古希腊思想中寻找新欧洲的源泉，特别是柏拉图的灵魂学说但他没有承认以下事实：欧洲始终是通过与亚洲的对立来定义自身的。
今天，我们在谈论后欧洲时，是不是在谈论一个将由亚洲主导的世界，就像东方的某些政治宣传所引发的想象那样？一旦哲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回响，它就变得毫无价值，但可惜，有多少哲学家能抵抗成为国家思想家的诱惑呢（哪怕是最轻微的）？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不断地呼唤去欧洲化，并一再地提出后欧洲的理念，那欧洲哲学还有何为呢？在行星状况下，哲学如何回应欧洲的他者？除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琐碎批评，他者还能如何回应欧洲的遗产？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这本自传正是借由身体经验与思考过程中同时呈现的不相容性（incompatibility）而展开的。由这种张力开启和展现的也是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所说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我也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探究，如何将个体化的概念运用至西蒙东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没有触及的领域。个体化以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的张力或不相容性为条件。也许正是在一个两种思维不能立即调和的系统中，我们才可以将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思？重新表述为什么是思想的个体化？。
本书的两个主要章节基于2022年12月我应台北艺术大学校长陈恺璜教授的盛情邀请在该校所做的两场讲座而写成。我与台北艺术大学结缘是因2019年秋天，陈校长邀请斯蒂格勒和我一起赴台教授大师班与工作坊的课程。当时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能否在一栋仍在修建中的大楼里设立一个专门用于技术和艺术研究的实验室。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斯蒂格勒，他是本书第一章涉及的两位主要人物之一。第二章回应了亚洲的后殖民话语和亚洲思想之未来的问题，并通过牟宗三和西田几多郎（Kitarō Nishida）这两位二十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亚洲思想家来阐释我所说的思想的个体化的含义。
本书还源自我对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在二十世纪发起的近代的超克项目（1942年7月，杂志《文学界》组织了一次著名的同名研讨会）的长期兴趣。历史不但会一直重演，还总是以似曾相识的形式出现。在1941年和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位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参加了由文学杂志《中央公论》组织的三场研讨会。在第一场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研讨会中，亚洲被置于与欧洲相对的位置；并且，鉴于西方的衰落，会议提出亚洲（或更准确地说是日本）要承担起塑造世界历史的重任。在近乎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仍然有人以不同的措辞重复这一提案。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回应，《后欧洲》以《无家可归的立场》作为开篇序曲，并以尾声《好后欧洲人》来结束。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这本书也包含了对舌头的冥思它是一个与手同等重要的技术器官。这本书以味觉的问题开始，以语言的问题结束，它们是舌头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感谢东京大学的邀请，我于2023年春天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其间受到了石井刚（Tsuyoshi Ishii）教授、张政远（Ching-Yuen Cheung）教授及其他同事的热情款待。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岛隆博（Takahiro Nakajima）教授充满善意地邀请我使用他在本乡校区的图书馆，我也因此读到了许多关于近代的超克和京都学派的原始资料，这些都是我此前不曾接触过的。在日本的逗留对本书的完成至关重要。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在那段旅程里一直激励我思考的同事与友人，包括伊势康平（Kohei Ise）、原岛大辅（Daisuke Harashima）、石田英敬（Hidetaka Ishida）、藤幡正树（Masaki Fujihata）、林茵（Agnes Lin）、张颂仁（Johnson Chang）、查燿中（Ben Cha）、乌戈·埃斯昆卡（Hugo Esquinca）、米兰·施蒂尔默（Milan Strmer）、彼得·莱蒙斯（Pieter Lemmens），等等。我还要特别感谢东浩纪（Hiroki Azuma），自2016年初次相识以来，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友好而富有成果的讨论。最后我想感谢Sequence Press和Urbanomic联合出版这本书，感谢玛雅·B. 克罗尼克（Maya B. Kronic）细致的编辑工作和宝贵的评论。
许煜
2023年秋
鹿特丹和台北
作者：许煜（Yuk Hui），现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大学哲学教授，并担任该校的伊拉斯姆哲学与技术研究所所长；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评委，哲学与技术研究网络发起人。专著包括《论数码物的存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递归与偶然》《艺术与宇宙技术》《机器与主权》《康德机器》等，其著作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
译者：李仁杰，师从许煜教授，澳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在机器的边界思考》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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