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年（1665）二月，前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定大逆之罪，依律当处凌迟极刑。这位主管大清钦天监长达二十年的德国传教士，由无限风光坠入万丈深渊。
汤若望跌宕离奇的人生际遇背后，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中西全面交流的碰撞与激荡。认为西方学问有可取之处者，力行西学东渐；斥为邪说者，则发起辟邪运动。
这其中，尤以围绕西洋历法的纷争最为典型。从1600年传利玛窦向万历帝自荐有天文特长起，至1669年康熙帝亲政后重新调查历狱。两个朝代，四位皇帝，上至朝堂重臣、皇室宗亲，下至学界宗师、布衣儒士，都被卷进了这场持续七十年的历法之争中。
控告汤若望的杨光先，说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待到康熙帝欲恢复西洋历法时，他又在奏疏中形同质问是继承华夏圣人道统，还是改走西方邪路？
本书以历法争议为线索，抽丝剥茧般还原了明末清初这场中西文明大碰撞。中国缘何引入西洋历法？历狱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中西文明冲突何以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激化？对这些历史细节的深度挖掘，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初遇全球化的迎接与抗拒，对于探究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内在逻辑，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考维度。
前 言
一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十七世纪时，古老的中国似乎一如往常， 按照中国纪年，这年为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朝廷大军攻破播州土司杨应龙最后的据点海龙屯，杨应龙兵败自尽。后来，史家把这场用兵二十余万的播州之役列入万历三大征。只是，平叛的胜利恐怕并不能给皇帝带来太多的欢慰，此时朝中关于册立储君的国本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万历帝钟情的三子朱常洵的希望日渐渺茫。
不过，纵观历朝历代，戡定叛乱也好，争论储君也罢，其实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倒是这年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以今日的视角来看，颇具象征意义一个叫利玛窦的夷人进京贡献方物。
利玛窦自称来自极远的大西洋国，来华已有二十年。此次带来的贡品有天主及天主圣母画像、天主经书、万国图志书册、自鸣钟、大西洋琴及各种玻璃制品。万历帝对所谓天主画像、经书兴趣索然（一些西方文献称，万历皇帝召见了利玛窦，并称赞了其所献的天主画像，不过中方文献对此全无记载，此说似不可信），倒是自鸣钟、西洋琴这些洋玩意颇能吸引他的注意。正因为此，当礼部官员对利玛窦表现出高度警惕要求逐他出京城时，万历帝却容许其留了下来。
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此前数十年中，虽已有数位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神秘的中国，但传教工作迟迟没能打开局面。利玛窦来华后，通过耐心细致地观察学习，逐渐了解中国人的信仰、伦理和思维方式。他身着儒服，以一位读书人的形象示人，又通过展示种种西洋器物，吸引士大夫的注意。经过这二十年，利玛窦已成了一位中国通，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不少官员，此次成功北上进贡，就有数位官员从中相助。
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交往期间，除了展示西洋器物，也介绍了不少西洋的学问与技术。比如，地理知识、数学与测量知识，以及天文观测和推算技术。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天象，对利玛窦能够精准推算天象也就尤为敬佩。在给万历帝的贡疏中，利玛窦特意阐明自己有观测和推算天文的本领，表示非常乐于展示给皇帝陛下。虽然万历帝并未就此表态，利玛窦的这次呈请，仍可视为中国引进西洋历法之滥觞。
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的接踵来华，并非偶然。此前的一百多年中，欧洲人开始了持续的远洋探索，发现了美洲大陆，探索出绕过非洲大陆抵达亚洲东部的航路。这一过程，被称为大航海时代或者地理大发现。从这个时候起，人类第一次将地球串联至同一个体系全球化开始了。
二
利玛窦得以留居北京，无疑为更广泛地与士大夫群体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据说，当时利玛窦在京城颇受欢迎，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 。不过，与利玛窦最为亲密的，却是两位甫入仕途的资浅之人，一为松江府上海县人徐光启，一为杭州府仁和县人李之藻。徐光启和李之藻二人感兴趣的，不仅是种种西洋器物本身，他们同样关注其中的运作原理。此后数年中，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一批西洋著作，涵盖地理学、天主教、数学、天文学等诸多门类。史家称之为西学东渐。
在这轮西学引进中，天文历法学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万历末期（16111620）及随后的天启年间（16211627），朝臣均曾议及任用传教士翻译西洋历法书籍，只是屡遭梗阻。
比如，南京礼部侍郎沈 曾连上三疏参奏传教士，疏中严厉批判了引进西洋历法的观点。他说：圣贤经传载有明言，太阳象征君王，月亮象征后妃，三垣二十八宿象征百官，九野众星象征八方民庶；西洋人却说什么日月五星各有各的轨道，这是要把尧舜以来，历代相传的中国最大的纲纪给变乱了。这种变乱会有什么后果？福建漳州一位叫林启陆的士子说得非常直白：若是用了西洋历法，就会导致四时节令错乱、上下秩序颠倒，平民百姓可以骑在官长头上，官长可以骑在君主头上。
直至崇祯二年（1629），经过已升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的积极奔走，任用西洋人修订历法的呈请方得允准，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传教士被延揽进修历局，着手翻译西洋历法。至崇祯七年（1634），新历法修成，形成了一部一百三十余卷的历法学著作。不过直至十年后（1644）大明灭亡，新历法也未颁布实施。
这是因为新历法修成后，朝野仍有强大的反对声浪。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一代理学大师刘宗周，便是其中典型。他在拟写的奏疏中，称所谓西学是异端之教，西洋历法未必适用于中国；天主之说令人不识祖宗、父母，不可一日容于尧舜之世；并要求将汤若望诸人驱逐海上，拆毁教堂，焚烧西学书籍。
清朝入关后，汤若望向进据北京的清廷献上所修历法，很快被采纳，西洋新法自此成为中国的钦定历法。汤若望也凭献历之功和历法之能，长期出任钦天监监正。由此，天文历法学成为整个西学东渐中，最为突出的成果。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西洋历法在中国的成功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弹，其中，尤以一位叫杨光先的老儒生的表现最为典型。他自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起，至康熙三年（1664）七月，先后四度至多个衙门控告汤若望及西洋新法，最终在康熙三年八月，成功将汤若望送进大狱。之后历经数月审理，汤若望一度被以大逆之罪判处凌迟极刑，是为康熙历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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