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陆海书系地缘政治_盛思鑫著_9787229214968

这部地缘破局之作跳出陆海二分的传统叙事，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钥，从安全、经贸、文化、地理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古代中国经营陆海通道的历史经验，对比明清时期欧洲亚洲政策的得失，提炼出地缘竞争中的流动性优势理论。作品用历史比较映照现实，为当今中国的周边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推荐序一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更多的自主创新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很高兴看到思鑫出版第二本学术专著。还记得他博士毕业回国工作后，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与他见面，当时我便勉励他，今后不论事业发展如何，都应持续在知识的世界中努力探寻自由。看来，思鑫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学术探索。

这是一本很用心的著作。思鑫通过构建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从安全、经贸、文化、地理四个维度分析比较古代中国经营陆路与海路的历史，并将之与明清时期欧洲经营亚洲的情形做对照研究，最后总结提炼出一个国家地缘竞争中的流动性优势理论。但是，思鑫并非就历史谈历史，也并非为理论而理论，而是用历史比较来映照现实，努力为当今中国的周边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思鑫写这本书下了不小的功夫。全书总计约700个注释，近400部参考文献，其中很多还是大部头的历史著作。

当前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大国，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用于理解和指导外交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且必然源自中国的地缘政治，而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边疆问题，周边又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的外交重点。思鑫的著作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从古代中国的经验出发，并且兼顾中外比较的视角，因而没有落入西方概念、中国材料的研究俗套，而是勇于尝试中国概念、中西材料的新路，其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和提倡。

在国际战略领域的学者看来，思鑫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陆权和海权等地缘政治领域的研究高度相关。思鑫敏锐地发现，学者们在论及中国的国际战略时，援引的基础性理论大多来自麦金德、马汉、斯派克曼等西方学者的学说。但是这些理论主要根植于西方两三百年来日渐崛起的土壤，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当前中国的战略需要。更何况泱泱中华曾在超过千年的时间，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历史中必有可以借鉴之处。因此，我们不能仅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分析当下中国的形势，否则无异于囫囵吞枣，甚至是削足适履。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将一带一路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联系起来，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不仅不利于更好地把握中美关系，而且不利于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但从实际来看，对周边的重视和投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只有大国关系搞好了，周边关系才会好。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重视周边外交的一种体现，存在两个严重的认识错误：一是当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很难搞好时，周边关系似乎是无解的；二是搞好周边关系，对于处理好大国关系似乎无足轻重。事实上，周边关系绝非大国关系的附庸。在大国关系很难直接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处理好周边关系反倒会成为打破大国关系僵局的一把金钥匙。从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与地缘竞争格局来看，周边关系更是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关。

思鑫的著作不仅强调周边是首要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贯彻，而且指出当前中国周边工作的重点在海陆两个方向上应该有所差别。在海路方向，必须经贸与安全并重；在陆路方向，安全仍旧是第一位的，经贸的重要性从属于安全。综合古代中国与陆地游牧、海洋游牧的关系发展史，思鑫建议中国努力提高安全、经贸、文化、地理四个维度流动性优势的聚合。的确，流动性是全球化特别是数智时代的本质表现。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引领全球，正是因为拥有全球的军事机动性、发达的国际投资贸易与美元结算体系、风靡世界的美国文化，以及强大的交通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美国的衰落，也必将体现在安全、经贸、文化、地理四个维度流动性优势的减弱上。正如思鑫在书中指出的，当前国家的流动性优势进入了数字增强型的聚合时代，中国应该超越海陆两分的传统地缘思维，通过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其在安全、经贸、文化、地理等维度的广泛应用，推动实现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流动性优势的赶超，从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这对研究者来说是大好的机遇，但对实践者则意味着他们亟须科学的理论指导，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处理国际事务。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思鑫的这本著作立意高远，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更多一些这样自主创新式的努力，我期待思鑫能够继续勉力为之。

推荐序二回归中国视角探寻周边外交的历史得失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在中国外交领域，周边作为一个官方用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成为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2013年10月，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同期，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愿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国际合作平台，这一构想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周边的范围几乎就是现在的亚洲，传统中国的天下也几乎限定在亚洲。一带一路虽然也有古代丝绸之路的底色，但从根本上说体现了现代中国的全球意识，是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建设国际社会的一种重大实践。当中国的地缘视野从周边拓宽到一带一路，这似乎表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崛起的中国不仅在重写中国历史，也将改变全球秩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思鑫博士的《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带给我们一种历史性、整合性和超越性的探索，是一部视野开阔、有史有论且观照现实的力作。首先，以周边为核心提炼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得失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01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上即提出，周边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

从经略周边概念提出至今凡20余年，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和认识已经大为深化。比如，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叶自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一书中认为，2000多年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鉴西方的外交思想，但没有必要鄙薄中国的外交思想。2011年，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专著《古代中国的思想和现代中国的权力》，提出政治领导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支撑，中国古代在外交领域有很多实用的经验。2012年，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在《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中提出，可以通过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建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2018年又在剑桥大学出版了英文版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上述借用和解读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资源的代表性论著，已经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有很鲜明地比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色彩。

思鑫博士的论著，则借鉴社会学，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重新解读了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是一个以天子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由内而外侧重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四个维度的关系。从天子考虑对外关系的角度看，安全和文化的价值要优先于经贸、人口和土地等现实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在描述农业经济的理想型社会关系时，费孝通先生曾有一句被广泛传诵的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社会理论，从伦理角度讨论传统中国如何治理边疆和处理对外关系，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是对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于1942年提出的朝贡范式的一种超越。此外，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国内与国际的分野是该学科得以确立的基本假设之一。而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助于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分野，进一步认识中国的中央王朝为什么如此重视安全问题。

其次，思鑫博士的论著还借助社会学有关现代社会流动性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流动性优势的理论框架，用以比较陆地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古代中国与海洋游牧民族的力量。在地缘政治思想史上，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机动性一词，用以区分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动力机制，如蒙古帝国的骑兵、英国的舰船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任洪生在2006年出版的《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中也用机动性分析了蒙古帝国的兴衰。与麦金德仅用机动性概括帝国的作战能力不同，任洪生将机动性定义为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半径和市场半径。而思鑫博士在论著中则利用社会学的洞察力综合了上述两种对流动性的定义，即流动性不仅是军事机动力，也是一种生产能力和治理能力，并用流动性分析了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等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力量对比。尽管很少有国家同时拥有上述四项内容的流动性优势，但理论上可以表明，哪一个国家聚合的流动性优势更强，哪一个国家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制胜。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思鑫博士还将对流动性优势的分析从陆地游牧、海洋游牧延伸至当前中国所处的数字游牧时代，进一步凸显了流动性视角的解释力可以贯穿历史与现实，为当代国家战略与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支持。

这使我想起已故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1988年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对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四种权力结构的分析。虽然斯特兰奇想证明20世纪80年代宣扬美国霸权衰落为时过早，但不同领域的权力更替顺序不同，这一论断却依然重要。最新的研究表明，历史上成功的崛起国，首先是在生产领域起步，积累实力，然后是在安全领域突破，最后是在金融领域彻底超越霸权国。某些时候，我们之所以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产生争论，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讨论的是不同的领域。比如，美国在生产领域毫无疑问早就衰落了，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也大不如前，但仍然牢牢控制着金融霸权。思鑫博士在书中对16世纪以来欧洲经营亚洲历史的分析似乎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即经贸利益是欧洲人的首要考量，其他目标和价值则排在后面。此外，这种差序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那么重视东南亚地区。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古代东南亚的产出极为有限，地理上也无法远征中原，因而其重要性远不如中原地区，甚至连陆地游牧区也无法比拟。

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看，最容易对我们造成威胁的是北方，即在安全领域拥有强大机动能力的族群，而文化、经贸和地理等三个方面都是以安全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副产品。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重大事实是，在19世纪初以前，受限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扩展范围，人类社会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微乎其微，因而总体上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未发生显著变化。所谓马尔萨斯陷阱，指的是人地关系不可避免地失衡，即可开垦的土地最终会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游牧民族南征后，激烈的大战将进行数年，直至人口和资源之间的比例重新达到平衡为止。近代欧洲在崛起过程中，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是海外扩张。中国之所以不能进行海外扩张，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始终面临着来自陆地游牧民族的威胁。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不断南侵，也是由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不断扩大土地面积是游牧民族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方式，而对于农耕社会来说，精耕细作的收益要大于扩张所带来的收益。

最后，思鑫博士通过分析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经验，为当前我们稳妥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安全和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事实上，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治理国家的一项重大挑战。例如，多数人认为宋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是截至那个时代最为发达的王朝，但宋朝似乎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思鑫博士征引的数据表明，北宋末年，东南沿海地区贡献了全国超过八成的中央财政收入。日本学者石见清裕在《唐代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组数据：华北与江南的人口比例，唐中期为6.5∶3.5，而到了北宋中期则为3.5∶6.5。葛剑雄在权威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中给出的数据则是：大业五年，北方和南方的人口之比为7∶3；盛唐时期的天宝元年，北方与南方的户口比例为6∶5；北宋初，北方和南方户口之比约为4∶6，此时南方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都超过北方。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在地理流动性欠缺的情况下，安全重心和经济重心脱节可能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

根据思鑫博士的分析，历史上中国在处理与北方政权关系时侧重安全，而在发展与海上政权关系时则更加看重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如今，一带实际上也需更加重视安全问题，而一路更富有经贸内涵，两者的定位和功能是不一样的。思鑫博士提供的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与中欧班列相关国家的贸易额不到我国进出口总额的9%，其中12%是通过陆路完成的，20%是通过航空运输的，68%是通过海运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时，海路运输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主要运输方式。不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地理的连通性在增强，经贸的重要性也上升了。例如，历史上长期被我们忽视的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显著上升。2020年以来，东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日、印、澳等国推出印太战略之后各方努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我国在推进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时，更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阅读思鑫博士的论著时，笔者在参考文献部分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品。为此，笔者还特意数了数，结果发现征引的参考文献中，2015年以来的文献接近200篇，其中2019年以来的文献超过了70篇。因而，阅读这样一部专著，也就间接地了解到很多中文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举凡被人反复阅读和重视的著作，都是对当前某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也是建立在较新的文献基础之上的。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被公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而奠定这一地位的就是他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时任芝加哥大学副教授的摩根索在这本书中征引了大量1947年和1948年出版的英文和德文专著，这或许是该书被很多美国大学当作学习国际关系学科入门书的原因之一。思鑫博士在论著中提及，他用业余时间写作了本书，事实上，摩根索这本名著的不少章节也是他在纽约各个大学讲课时的备课资料，因而资料呈现出多学科特性。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阅读这部书稿时，感受到学术研究和政策关怀之间的深刻联系。思鑫博士就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的国家高端智库，因而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对外关系的历史得失，并非纯然是为了构建宏大的理论，而是从现实需求出发，鸟瞰历史，抓取大的图景，为决策提供思路。例如，思鑫博士在本书中提出，要汲取西方国家避免过度介入印太区域国家内政的历史教训，在防范其他国家政治风险和维护我国利益之间应审慎权衡。不应盲目追随西方的产业发展阶梯论，过早地去工业化，而应继续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还有诸如防止重国际利益、轻国内利益的错误做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这些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推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也是颇有助益的。十年前，思鑫博士出版了《谁在误导你的决策：无处不在的守门人》，从理论上总结了拥有软权力的各类守门人对决策者的影响。我们从他的新著中进一步发现了历史和理论研究对于政策研究的价值。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而且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思鑫博士的这部著作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值得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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