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导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追求至善、幸福、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众多中西哲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实现至善和幸福作为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便指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在他看来，伦理并不是像柏拉图《理想国》那样遥不可及且纯粹理性的空中楼阁，而应当是一种实践理性、实践智慧，一种经由现实的、具体的行为和手段来达到人的幸福至善的行动艺术。伴随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至上与效率优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法则，人类匍匐于金钱之下，成为拜物教徒，而蕴含着人类崇高追求的伦理价值则常常被隐匿，遮蔽于资本主义背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将诸如环境恶化、政治冲突、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现代性后果散播至世界各地，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峻挑战。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人类逐渐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质疑将一切实证主义化的科学主义精神，重新唤醒追问为什么应如何的伦理意识，并思考其应对之策。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代表中国首次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主张，随后在众多场合反复阐述其内涵，引发政界、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引起各国高度关注与强烈共鸣，根本原因在于其高度契合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伦理诉求。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化的发展与全球性危机的呈现呼唤治理难题的解决。当今社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兴产业层出不穷，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步伐持续向前。全球化的浪潮已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卷入其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全球事务面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正如赵汀阳所言：全球化全方位卷入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再无逍遥在外的存在。如果忽视这个新政治语境，就很难定位当代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的变化，而且是世界在存在方式上的改变，预示着未来世界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一种实现世界内部化的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们必须以更加宏大、包容的全球视野，立足全人类视角思索当代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化这一全新语境下，人们要转变以往封闭、孤立的片面思维，适应全球化的历史剧变，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携手、齐心协力，构建新的秩序体系以适应全球化。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诸多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全球性问题已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如何克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困难，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成为各国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面对当今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众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追问下，全人类共同期盼一种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潮流、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有效方案。
二是意识形态偏见与社会思潮的涌动呼唤包容性理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人摆脱不成熟状态，不再依赖他人引导，而是运用自身理性实现独立判断与自主选择，从而走出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然而，《启蒙辩证法》揭示，启蒙理性同样蕴含走向自身反面的萌芽。其内含的工具理性与资本积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等追求效率的增殖逻辑高度契合，使理性也在实践中滑向非理性。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对主体的关注逐渐脱离真正的理性考量，转而强调情感、欲望与本能，价值选择便依据这些自发因素做出，呈现出非理性特征。其结果是价值选择充满主观性与随意性，人们常以偏见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抗异己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这种自发的价值选择，正是当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在价值取舍时的典型表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惯于以意识形态霸权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抨击与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相异的理论主张。近年来，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回潮，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严重干扰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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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理章，法学博士，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数字文明与数字命运共同体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重大、重点、一般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哲学动态》《教学与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人民网、光明网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六十余篇，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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