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导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追求至善、幸福、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众多中西哲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实现至善和幸福作为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便指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在他看来,伦理并不是像柏拉图《理想国》那样遥不可及且纯粹理性的空中楼阁,而应当是一种实践理性、实践智慧,一种经由现实的、具体的行为和手段来达到人的幸福至善的行动艺术。伴随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至上与效率优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法则,人类匍匐于金钱之下,成为拜物教徒,而蕴含着人类崇高追求的伦理价值则常常被隐匿,遮蔽于资本主义背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将诸如环境恶化、政治冲突、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现代性后果散播至世界各地,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峻挑战。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人类逐渐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质疑将一切实证主义化的科学主义精神,重新唤醒追问为什么应如何的伦理意识,并思考其应对之策。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代表中国首次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主张,随后在众多场合反复阐述其内涵,引发政界、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引起各国高度关注与强烈共鸣,根本原因在于其高度契合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伦理诉求。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化的发展与全球性危机的呈现呼唤治理难题的解决。当今社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兴产业层出不穷,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步伐持续向前。全球化的浪潮已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卷入其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全球事务面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正如赵汀阳所言:全球化全方位卷入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再无逍遥在外的存在。如果忽视这个新政治语境,就很难定位当代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的变化,而且是世界在存在方式上的改变,预示着未来世界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一种实现世界内部化的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们必须以更加宏大、包容的全球视野,立足全人类视角思索当代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化这一全新语境下,人们要转变以往封闭、孤立的片面思维,适应全球化的历史剧变,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携手、齐心协力,构建新的秩序体系以适应全球化。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诸多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全球性问题已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如何克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困难,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成为各国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面对当今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众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追问下,全人类共同期盼一种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潮流、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有效方案。
二是意识形态偏见与社会思潮的涌动呼唤包容性理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人摆脱不成熟状态,不再依赖他人引导,而是运用自身理性实现独立判断与自主选择,从而走出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然而,《启蒙辩证法》揭示,启蒙理性同样蕴含走向自身反面的萌芽。其内含的工具理性与资本积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等追求效率的增殖逻辑高度契合,使理性也在实践中滑向非理性。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对主体的关注逐渐脱离真正的理性考量,转而强调情感、欲望与本能,价值选择便依据这些自发因素做出,呈现出非理性特征。其结果是价值选择充满主观性与随意性,人们常以偏见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抗异己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这种自发的价值选择,正是当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在价值取舍时的典型表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惯于以意识形态霸权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抨击与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相异的理论主张。近年来,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回潮,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严重干扰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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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理章,法学博士,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数字文明与数字命运共同体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重大、重点、一般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哲学动态》《教学与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人民网、光明网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六十余篇,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