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注《孟子》传本与校勘_王耐刚著_9787208197589

本书主要以东汉学者赵岐所撰《孟子章句》的传本及学者对其进行的校勘为主要研究对象。
赵岐《孟子章句》的传本有两个系统，一是经注本，一是注疏合刻本。经注本有蜀刻大字本，今存者为《续古逸丛书》和《四部丛刊》影印本；廖莹中世彩堂本，今存者为元义兴岳浚刊本与元旴郡覆刻本；又有南宋建阳书坊刻本，今存者有日本室町时代覆宋刊本，另外日本庆长年间的两个活字本与此覆宋刊本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明清时期的刻本有明永怀堂本，它从形式上看属于经注本系统，但实际上是源自注疏合刻一系。清代则有乾隆三十八年曲阜孔继涵刻本与乾隆四十六年安丘韩岱云刻本，二本内容文字大体相同，与戴震有紧密关系。对于上述诸本，本书考察其刊刻之原委，存藏之更递，版刻之特征，学术史之价值等。
赵岐《孟子章句》传本的另一个系统是注疏合刻本，即《孟子注疏解经》，是书现存宋刊八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明嘉靖闽中李元阳刻本、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嘉庆时阮元南昌府学刻本等。元刊十行本以下，皆出一系，闽本出自十行本，北监本出自闽本，毛本及殿本出自北监本，阮本亦出自元十行本。唯八行本因学者稀见，而关注较少。本书在叙述各本特征之外，重点关注八行本之存藏，八行本与十行本的关系及其价值。十行本虽系元刊，但迭经修版，有多个不同印本，本书以国图所藏的两个印本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为例，讨论其修版、补版之次第。
以上两个部分，主要关注赵注《孟子》的主要传本。本书第三部分则主要关注学者对《孟子章句》的校勘。本书以清人所撰《孟子注疏校勘记》为中心，通过讨论其成书的学术基础、参与修撰的具体学者，校勘工作的内容特点、校勘工作的缺陷、《校勘记》一书的版本嬗变等，揭示清代学者对《孟子章句》的学术史进程。

孟學發展史上，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和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無疑是兩部極具代表性的著作。趙注奠定了孟學文本理解的基石，朱注則豐富了孟學義理的詮釋，更最終使《孟子》一書完成了從子書到經書的華麗轉身。《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在總結歷代經學發展的整體脈絡時説：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這一説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自然還可以討論，但從孟學發展、詮解注釋的歷史來看，趙注與朱注各具特色，大致上與《總目》漢宋兩家這一説法相互印證。
趙注代表了孟學發展的漢學傳統的源頭，其代表性的文獻，趙注而外，亡佚的有唐人張鎰的《孟子音義》、丁公著的《孟子手音》、陸善經的《孟子注》三種，現存的則有北宋孫奭的《孟子音義》、託名孫奭的《孟子注疏解經》、清代阮元纂修的《孟子注疏校勘記》、焦循的《孟子正義》、宋翔鳳的《孟子趙注補正》、桂文燦的《孟子趙注考證》、蔣仁榮的《孟子音義考證》、繆荃孫的《孟子音義札記》等。漢學傳統的著作以文字訓釋、名物典制考證見長。
朱注則代表了孟子詮解的宋學傳統。其代表性的著作，朱注而外，諸如南宋時期真德秀《孟子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宋元之際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證》，一直到後來元代許謙的《讀四書叢説》、胡炳文《孟子通》、詹道傳《四書纂箋》，明代官修《四書大全》等等，其數量極爲龐大。宋學傳統內部的情況相對複雜，這些文獻之中，有的以朱熹思想爲宗尚，有的尊陸王而與朱注立異，有的則是對朱熹思想進行修正。這些宋學傳統的著作，以義理闡釋取勝，但也有不少對朱注進行考證的著作，如清人李中培《朱子不廢古訓説》，將朱注中所使用的古訓一一考證其出處，極爲詳盡。
儘管我們不能説孟學的漢學傳統與宋學傳統之間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但我們也必須要承認，上述兩個傳統之間並不是平衡的。由於朱注後出轉精，文字音訓簡明，義理詮釋精詳深刻，加之科舉制度、社會氛圍等外在因素，朱注所代表的宋學傳統，無論是在學術研究的層面，還是在一般讀書人出版、閱讀的層面，都明顯比漢學傳統占上峰。因此宋學傳統的文獻無論是種類、數量都具有明顯的優勢。
但是，這並不是説趙注以及它所代表的漢學傳統不重要。應該説，趙注的影響是潛在的、隱藏的層次。到了清代，尤其是隨著惠棟、戴震等所高揚的漢學發展和深入，趙注及其所代表的漢學傳統則由晦轉顯。這一轉變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以窺見。
第一，趙注的傳本在更大範圍內傳播。趙注的傳本，尤其是一些宋元舊槧，雖然並未亡佚，但主要在一些藏書家手中，傳播範圍極爲有限。但清代以來，尤其是清中葉以來，隨著藏書家觀念的轉變，這些重要的傳本重新回到學者的視野之中，在更大的範圍內傳播，成爲了藏書家（如朱奐、黃丕烈）、刻書者（如孔繼涵、韓岱雲）、學者（如戴震、盧文弨、錢大昕、余蕭客、汪中等）之間進行學術交流溝通的重要媒介。趙注的這些宋元古本，使學者們得以重新認識趙注的文本結構、原始面貌，尤其是《孟子章指》《孟子篇敘》等內容。不少學者利用這些原本罕見的傳本，對趙注中已經久久不爲人知的《章指》等進行輯佚、考證，甚至成爲一種風氣，例如盧文弨、周廣業、汪中、余蕭客等都利用這些舊本古槧對趙注的《章指》進行輯録。還有的學者通過這些傳本，了解到《孟子注疏解經》對於趙注原始面貌的竄亂，將《孟子章指》進行删汰並移易於疏文之中，從而開啟了更大範圍、更精細、更深入的《孟子注疏》的辨僞工作。
第二，由於衆多的舊槧古本的流播，學者們也開始利用這些傳本對趙注進行一定程度的校勘，其成果或是形成了新的趙注刻本，或是形成了反映衆本異文的校勘記。無論是新的刻本，還是校勘記，都是以復原趙注原始面貌爲指歸的。我們這裏所説的新的刻本，就是指乾隆時期所刊刻的兩種《孟子趙注》，它們與戴震有緊密的關係，是戴震利用幾種趙注的傳本進行校勘的成果，是清代孟學發展的重要成果。校勘記則以阮元纂修的《孟子注疏校勘記》爲代表，雖然校勘的對象是《孟子注疏》，但是其絕大部分校勘記都是反映的趙注文字的差異，並專門輯錄了學者不常見的《章指》，是目前爲止《孟子》文本校勘的最重要成果。無論是新的刻本，還是校勘記，都反映了當時學者對趙注認識的不斷深化。
第三，在上述兩項工作的基礎之上，部分學者對趙注進行了更爲全面的詮釋，考證其文字音訓、名物典制的語源，闡明其注解《孟子》的特點和體例，發揮《孟子》及趙注的義例等，更爲深入的發展了漢學傳統，進一步鞏固了趙注在孟學史上的地位，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就是焦循的《孟子正義》，此書更被稱爲清代孟學史上的集成之作。同時，清代學者們並不僅僅關注漢學傳統中的趙注，也關注到了這一傳統內部的其他著作，例如《孟子音義》，清代學者不僅重新刊刻此書，更是對其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證，其代表是蔣仁榮的《孟子音義考證》；又如《孟子注疏解經》，儘管乾嘉以來，其並非孫奭所撰這一結論逐漸爲當時學者所接受，但還是有學者對其進行補正，如焦循曾撰有《孟子補疏》。我們在上文所羅列的漢學傳統的代表性著作中，絕大部分是乾嘉時期產生的，這些著作擴大了漢學傳統的在孟學史上影響的面向與程度，都表明趙注的影響由潛在、隱藏的層次轉爲明顯的、直接的層次。
本書對趙注的傳本與校勘進行討論與研究，關注的主要是前面兩個方面。
需要説明的是，本書原是國家社科基金趙注《孟子》傳本與校勘研究的結項書稿，分爲上下兩編。上編爲研究編，即目前我們看到的部分；下編爲校勘編，是基於研究編對傳本與校勘的討論分析，重新對趙注及疏進行的匯校。校勘編較之阮元的《孟子注疏校勘記》，校本的搜羅、學術成果的徵引都更爲廣泛、直接，校記的數量也有大幅度的增加。例如，校勘編增加校記2534條，其中增加趙注校記616條，增加疏文校記1719條。但應該承認，目前校勘編還不成熟。同時限於本叢書的整體規劃和篇幅，我們現在將校勘編的部分暫時删去，僅在本書的附録部分保留其凡例，可以使大家了解其大致情況。這也給我們留下了更多的時間，去完善這部新的匯校。

二
我之所以會關注趙岐《孟子章句》，始於讀研究生時，作爲導師董洪利先生的助手，協助整理歷代《孟子》注釋的相關資料，以完成北京大學國學院新編新注十三經計劃中《孟子新注》。這一項工作也改變了我原有的計劃，我本來想以錢謙益的學術研究爲主題來作博士論文，但精力有限，所以我接受了董老師的建議，轉到了孟學史這一領域。在文獻的閱讀和整理中，我注意到孟學文獻中有很多都是從趙注或者朱注衍生出來的，並分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孟學著作譜系，我計劃以此爲切入點，展開博士論文的寫作；朱注系統更加重要，但這一體系的著作數量太多，恐怕難以駕馭，考慮到博士階段的時間限制，所以我選了趙注體系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我將這一計劃向董老師作了匯報。董老師提醒我，要注意這些文獻背後的學術史關聯，選擇一個能將這些文獻整合起來的視角，否則容易寫散，不能凸顯出趙注的基礎性影響。於是，2014年我以《孟子》趙注流衍研究爲題，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這部分成果，經過修訂删改，在2021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名爲《乾嘉漢學與孟子學》。2017年，我以趙注《孟子》傳本與校勘研究爲題，申請國家社科基金並得以立項，2022年結項，其成果便是這本小書和一部校勘記長編。
導師董洪利先生是國內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從事孟學史研究的學者之一，稱其爲系統的孟學史研究的開拓者應該不算是溢美之詞。他的《孟子研究》是孟學史領域最爲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董老師是勤奮的學者，我本科階段選修過老師開設的《論語》導讀和訓詁學兩門課程，後來他告訴我，之所以會研究《論語》，是爲了更好的研究《孟子》，他的遺作中有半部《論語》的注本；他爲了給北大古文獻專業的學生上好訓詁學，曾專門去北師大聽陸宗達先生講授訓詁學，後來又寫成了《古籍的闡釋》。董老師反復提醒我們要多讀書，要有開闊的視野，要選擇一流的題目，要從細處著手。董老師是溫潤的長者，他了解我這個人慢熱的性格，所以在平時對我主要是以提點爲主，反復提醒我、催促我和鼓勵我。
所以，我想我最應該感謝的人應該就是董老師。不過，遺憾的是，董老師因罹患癌症於2017年4月11日與世長辭。謹以此書獻給恩師。
一路走來，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所以，我想借這部小書出版的機會，向他們表示感謝。
本書的部分章節曾在學術期刊以及各種學術會議上進行過發表或者宣讀，得到過師友們的建議，這裏向北京大學的劉玉才教授、顧永新教授、張麗娟教授、李暢然教授、李峻岫教授表示感謝。
2014年，博士畢業之後，我來到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也得到了所里師長、同事的幫助和支持。古籍所嚴謹而又自由的學術環境，輕鬆和諧的相處氛圍，是我寫作本書的重要助力。
我也要感謝我的親人們我的父母、岳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兒子他們是我從事學術研究的堅實後盾。他們承擔起了家中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忍受了家務的不斷重複，給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學術研究的道路是漫長的，漫長到没有盡頭知識的推進，代際的賡續，祝願一切安好。

於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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