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布鲁姆文学地图”丛书之一，由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主编，收录布鲁姆的导读和城市感言一篇，并配有少量插图。圣彼得堡不仅是俄罗斯，更是全世界著名的文学名城。本书将历史、地理、人文与文学融为一本，追溯城市和文学的发展轨迹，探讨环境和作家的关联，展示了圣彼得堡迷人的文化景观和辉煌的文学成就探讨环境和作家的关联，展示了圣彼得堡迷人的文化景观和辉煌的文学成就探讨环境和作家的关联，展示了圣彼得堡迷人的文化景观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圣彼得堡文学地图》属于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巨擘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布鲁姆文学地图系列。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文学朝圣，也是一次精彩纷呈的城市漫游：它将历史巷道、运河波光与俄罗斯文学的浩瀚星河交织成一幅灵魂地图。在这里，普希金的诗情、果戈理的诡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渊思辨，都在涅瓦河畔获得回响。本书以灵动笔触引领读者穿越白夜的迷离光阴，踏访大师笔下的命运街角，在现实与文本之间搭建起一座充满智趣的拱桥。
本书为纤巧32开（113*184）、平装，配以彩色书口，既轻盈易携、便于阅读，又精致美观，不失为一本兼顾文学欣赏与旅游指南、阅读友好的轻文学读物。
【前言/序言】
心灵之城
哈罗德·布鲁姆
1
西方文学想象并非源自雅典或耶路撒冷，而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交织与共荣的城市。所有在美学方面登峰造极的西方作家都是亚历山大人，无论他们对此是否自知。普鲁斯特与乔伊斯、福楼拜与歌德、莎士比亚与但丁……这些组合看似毫不相关，却都沿袭着这份文化遗产的命脉，显示出它的海纳百川。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三世纪中叶的亚历山大既是心灵之城，也是思想之都。柏拉图和摩西在这里寻求的不是和解（也不可能），而是激烈的碰撞，从而引发被两千六百年后的我们称为现代主义的感知。第一位现代主义作家或许是信奉长诗即大恶的诗人卡利马科斯。他与同道中人一起，被首位尝试编纂世俗正典的文评家阿里斯塔克斯誉为新人（neoteroi），即现代主义者。而后世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布瓦洛、圣伯夫、莱辛、柯勒律治、I.A. 理查兹、燕卜荪与肯尼思·伯克也都继承了阿里斯塔克斯的衣钵。
F.E. 彼得斯在其名作《希腊文明的收获》（The Harvest of Hellenism）中，将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令人过目不忘的几点：诺斯替主义、大学、教义问答学校、田园诗、修道主义、浪漫冒险故事、文法、词典编纂、城市规划、神学、教会法、异端与经院哲学。不知为何，彼得斯没有将柏罗丁开创的新柏拉图主义列入其中。而且在我看来，这份清单还应该增加文学批评，甚至图书馆。如今的亚历山大再难容下除阿拉伯裔
之外的人口，希腊人与犹太人也早已不见影踪。它不再是一座思想之都，失却了从卡利马科斯到卡瓦菲斯之间赓续绵延的诗歌传统。然而，想要抵达任何一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圣地，亚历山大依然是绕不过的起点。大家不妨看一看小说家 E.M. 福斯特为这座城市写的指南，会对它的文化重要性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都是亚历山大人，就连但丁也不例外。因为他从未读过荷马的原诗，只能参考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其希腊化的解读。他的精神导师维吉尔正是希腊文化的拥趸，推崇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及亚历山大诗人对荷马史诗的仿作。我们依然拥有亚历山大式的文学文化（所有仍在继续的现代主义迷思就是证明），尽管我们会追随圣奥古斯丁，将耶路撒冷视为上帝之城，也就是大卫王与其后人拿撒勒殉道者耶稣的城市。我们的大学无疑奉行着亚历山大式的实用折中主义，即使它们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尊为认知与民主（如果有的话）之城。事实上，伯利克里统治时期的雅典可以蓄奴，实行寡头政治与财阀统治。而这样的风气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还很盛行，比如沙特阿拉伯或美洲诸多地区。黄金时代的雅典文学以荷马史诗为基础，涌现出了西方世界唯一一批可以媲美莎翁的戏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与神一样的阿里斯托芬（此处引用海因里希·海涅的说法：那里有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阿里斯托芬）。
今天的雅典除了奥运会和旅游业外一片沉寂，而耶路撒冷又过于喧嚣，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争夺的中心。嗟夫！它们文学的荣光已然逝去，但罗马也是一样维吉尔乃至但丁的作品既无人阅读，也无人效仿。巴黎与伦敦仍是思想之都的代表，但此刻的衰落也有目共睹。眼下美式英语才是国际语言，纽约成了至高无上的文学圣殿。随之而来的结果自然令人喜忧参半，让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古代亚历山大，那座创意无限却又高度颓废的城市，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彼时的亚历山大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正如现在的我们。只不过我们还会自相矛盾，为新事物的出现欣喜万分。
2.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学地点是否特指城市？田园诗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也是一种都市发明。希伯来《圣/经》于犹太人流放巴比伦期间编辑完成，但其核心部分《创世记》《出埃及记》及《民数记》均为雅威文献作者在耶路撒冷精美的所罗门圣殿中编写。《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创作地点我们不得而知，但诗中对希腊的描写主要集中于雅典和底比斯这两座城市。佛罗伦萨流放了但丁与卡瓦尔坎蒂，但方言文学依然在那里发展起来，不输罗马和米兰。即使蒙田想远离战乱中的巴黎，他也明白自己的读者还在那座城市中。伊丽莎白一世至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国文学几乎都聚焦在伦敦，以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为中心。你可以说美国文艺复兴源自康科德，因为那里有爱默生、梭罗与霍桑，但它也同样兴盛于纽约，因为那里有惠特曼、梅尔维尔与日益壮大的詹姆斯家族。尽管密西西比州那个叫牛津的小城让福克纳眷恋一生，正如哈特福德之于华莱士·史蒂文斯，但在我眼中，纽约才是造就了美国
二十世纪诗坛顶尖人物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哈特·克兰惠特曼之后当之无愧的纽约吟游诗人。从1975 年起，肯尼思·伯克每次见我都要重申，惠特曼的《布鲁克林轮渡》（Crossing Brooklyn Ferry）与哈特·克兰的《桥》（The Bridge）是美国诗歌的两大巅峰。
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早已成了纽约精神的代言人，比如菲利普·罗斯、品钦、德里罗。只有凝望着《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的科马克·麦卡锡依然远离这座城市中的城市，保持了一贯的难以捉摸。无论怎样，纽约都已经取代了伦敦和巴黎，成为了世界想象力的中心。
3
作家的职业是孤独的，但他们也喜欢从同时代的文学工作者中寻觅知音，或许是源于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莎士比亚与本·琼森、拜伦与雪莱、霍桑与梅尔维尔、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艾略特与庞德、哈特·克兰与艾伦·泰特只是其中几例，倘若就英美文人而言。但其实放眼全球，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比如歌德与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斯威夫特与蒲柏、托尔斯泰与契诃夫、亨利·詹姆斯与伊迪斯·华顿等，不胜枚举。友情发生的地点不一，比如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在巴黎，拜伦与雪莱在两人都曾流亡的意大利，艾略特与庞德在伦敦。当然了，也有像塞万提斯、弥尔顿、雨果、艾米莉·狄金森、乔伊斯与贝克特（但贝克特年轻时和乔伊斯过从甚密）这样独善其身的特例。
文学友谊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哪怕这些友谊是由父亲式的人物来主导的。比如伦敦就有本·琼森及其追随者团体本之子，代表人物有卡鲁、洛夫莱斯、赫里克、萨克林、兰多夫；也有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及他创办的俱乐部，成员包括鲍斯威尔、戈尔德史密斯、伯克。巴黎则有马拉美及他的一众信徒，其中就有日后诗歌造诣更胜他一筹的瓦莱里。现代主义的伦敦总是和布鲁姆斯伯里派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中有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灯塔式的明星。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团体，也会用其特有的方式，将 E.M. 福斯特视为族长般的存在。
即使到了电子时代，空间上的临近依然是文学友谊中必要的一环。到目前为止，我都在解释为什么对于作家而言，城市才是文学发生的地方。但其实就文学本身来说，城市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希伯来《圣/经》中就彰显了文学关注点从花园到城市的转变，因为雅威从西奈山去往锡安山，最终住进了所罗门圣殿。西奈山是神人立约之地，犹太教自此起源，但令人惊讶的是，《以西结书》（第 28 章第 13 节）竟然把神的花园伊甸设定在锡安山的高原上，认为那里才是灵山和天堂。而当雅威入住仿照伊甸园样式建造的圣殿时，也就完成了从花园到城市的转变。这里的城市虽然特指圣城耶路撒冷，然而就文学想象而言，所有伟大的城市都具有神性：巴黎、伦敦、都柏林、圣彼得堡、罗马和纽约都是神圣的，不管它们有多少
苦难与不公。
4
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不是一座心灵之城，不仅与纽约相去甚远，也比不上波士顿、芝加哥与旧金山。巴黎、伦敦与罗马既是首都也是文学中心，但华盛顿的重量级作家却屈指可数，以它为素材的也只有政治小说家，比如亨利·亚当斯和戈尔·维达尔。伟大的美国小说也许依然尚未面世，尽管这个国家早期的确涌现出了一批像《红字》《白鲸》《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仕女图》这样的优秀作品，后期也有几部杰作，比如《在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太阳照常升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及之后的《万有引力之虹》《萨巴斯剧院》《地下世界》及《血色子午线》。伟大的美国小说想必永远不会以华盛顿为主题，也不会由住在那里的人们创作。
十九世纪的大都市工业化为我们带来了雨果、狄更斯与左拉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些作品的气象万千、瑰丽磅礴，今天的我们已再难复刻。被电子产品包围的都市生活似乎并不能激发出文学想象。过度视觉化的结果就是让我们闭上了内心的双眼，对小说的叙事技巧或诗歌与戏剧的形式之美视而不见。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我们需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文学圣地的记忆，哪怕是带着无尽的叹惋。
（孙灿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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