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综合讨论了明处制度、政治、社会和个人四个层面因素与工艺美术的互动。明代造作制度奠基于洪武, 颁定了大量冠服器用禁令, 丝绸、金银器和玉石器的材质、装饰、样式都被赋予了等级意义; 洪武以后, 社会活动更加多元, 海外贸易、流行时尚等均丰富了此时工艺美术的面貌。个人品味也影响造作, 仿古器随文化鉴藏活动而兴起玩器则迎合帝王的鹰犬之好, 它们都反映了皇帝的个人欲望。制度建设、冠服禁限体现了他们维持秩序的努力, 而社会活动、个人消费则体现了消费欲望的膨胀。两者交织互溶, 共同塑造了明前期工艺美术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