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著作集：马丁·海德格尔札记_[德]卡尔·雅斯贝尔斯_9787576065237

本书收录了雅斯贝尔斯于1928至1964年间撰写的关于海德格尔的200余则札记，由雅斯贝尔斯的私人助手汉斯·萨纳尔(Hans Saner)编辑并于1978年公开出版，1989年修订再版。本书试图展开一场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持续36年的对话，却由于海德格尔事实上的缺席而变成了雅斯贝尔斯本人的某种独白，成为一部“缺席的对话”——海德格尔始终未曾回应，而雅斯贝尔斯在孤独的书写中反复重构这位哲学同路人的形象：从早期惺惺相惜的盟友，到纳粹时期的道德批判对象，直至战后对其哲学“深渊性”的冷峻审视。通过这些札记，我们得以了解雅斯贝尔斯眼里复杂多变的海德格尔形象。本书既是两位二十世纪哲人关系的悲情注脚，更是一面折射思想史明暗的棱镜——当对话沦为独白，那些未寄出的追问，恰恰照见了时代的哲学困境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抉择。

前言在思想史中，形形色色的学派屡见不鲜，同侪之间的伟大友谊却很罕见。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雅斯贝尔斯似乎相信自己与海德格尔能够滋生出这般情谊，后来亦曾对此抱有期待。然而，《马丁·海德格尔札记》却是这一期待的终末曲，也是一篇持续三十余年的“古乐章”。在雅斯贝尔斯离世之际，这部写于１９２８至１９６４年间的三百页的札记便被置于案头。尽管近五年未添新页，但这部札记就在他的手边，仿佛这场“谈话”可以随时再续。实际上，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场“谈话”仍在进行。海德格尔忍受着（与雅斯贝尔斯的）诸种纷争，亦曾不时询问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是否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化解这段恩怨。我仍记得，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我还多次与雅斯贝尔斯讨论过这些纷争。任何和解的尝试都宣告失败，要么是因为雅斯贝尔斯的妻子维托———她是一个犹太人，要么是因为他本人洞见到，试图淡忘（那些纷争）并宽恕对方，从而达成私下和解，对双方来说都不大合适。二十多年来，雅斯贝尔斯始终在等待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借由这句话，海德格尔能够坦承，他曾拒绝纳粹，同时毫不妥协地、公开地与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亦如他曾为法西斯主义竭力辩护。然而，当从汉娜· 阿伦特那里得知，海德格尔至死都会逃避自己的罪责，当通过阿伦特的《明镜》杂志采访确证了那一点，雅斯贝尔斯便看不到还有任何桥梁立于彼此之间。要想理解雅斯贝尔斯的失望程度，我们就必须再现两人的关系史以及与此相关的那些希冀。雅斯贝尔斯之前从未学习哲学。因此，当他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悄然转入哲学专业时，他在同辈学者之中无法找到任何归属感。尽管有一个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曾引起他的关注，同时有一个整体方向即现象学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现象学能让科学结出累累硕果。但对他来说，在哲学教席中间似乎普遍盛行某种无谓之功———仅仅在纯粹形式层面上要求一门严格的科学。再联想到最能深刻触动他的那些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斯·韦伯，便不难发现，他几乎相信，整个大学的哲学专业都只是某种最可有可无的教学形式，因为这种运思方式丧失了对象，也脱离了生存关联。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大学哲学丧失了合法性。所以，哲学必须在大学中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性。对他而言，这只有一种可能，即发动一场革命，也就是源始地把那些思想巨擘的思想内容化为己用。哲学应当从纯粹结构上的臆想中返回到世界向度、生存启示和“形而上学”。在所有的专家学者中间，他只找到一位看到了彻底革新之必要的志同道合者———马丁·海德格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雅斯贝尔斯才听说他，彼时的海德格尔在公共领域还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不过已经有关于他的传闻产生”（《哲学自传》，慕尼黑，１９７７年，第９２页）。另一方面，借由《普通心理病理学》（１９１３）、其他的精神病学论著以及１９１９年出版的《世界观的心理学》，雅斯贝尔斯早已声名鹊起，并且不限于上述专业领域。据雅斯贝尔斯记述（《哲学自传》，第９２页），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８日暨胡塞尔６１周岁诞辰之际，两人才首次相遇。雅斯贝尔斯没有读过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理论》（１９１４）以及后来撰写的教职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１９１６），因此，他对海德格尔的第一印象完全取决于人格方面。他们之间的交谈以“一种急迫而又紧张的方式”展开（《哲学自传》，第９３页），这一点值得注意。雅斯贝尔斯拜访了海德格尔的“陋室”，并邀请他前往海德堡。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也意识到，这个人将与自己产生学术上的交往。１９１９年，海德格尔研读了《世界观的心理学》并撰写了一篇书评。他也答应一段时间之后前去拜访雅斯贝尔斯，这一点可由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邮寄的明信片证实。而且，那次拜访只是海德格尔前往海德堡展开一系列访问的序曲，两人之间的交往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一次发生在１９３３年６月。考虑到身患恶疾会妨碍外出旅行，１９２０年之后，雅斯贝尔斯没有再去拜访过海德格尔。不难发现，有如下三个原因，让雅斯贝尔斯在同海德格尔相识之初便受其吸引。首先，海德格尔同样拒斥学院哲学，因而处于同雅斯贝尔斯相似的情绪中。他也在追求不同于学院哲学的实事之严肃、教学之强力。其次，他们看起来都出于相似的基本处境而从事一般哲学的复兴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旨在让关于生存的诸种范畴发挥出全新效用，这些范畴已经在奥古斯丁、路德、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得到了局部的思考。最后，我们不能只是同某个人就哲学而讨论，更要能够展开一场哲学对话。鉴于雅斯贝尔斯的狂热态度，他很有可能暂时忽略了藏在两人共同点之外的那些差异。能在另一个人那里获得肯定，这让雅斯贝尔斯感到欢欣鼓舞，也是他所寻求的事情。因此，在他看来，曾有某个瞬间，海德格尔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之化身，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事物的化身，它“只是在过去显露出来，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哲思”（《哲学自传》，第９５页）。有了海德格尔“做伴”，一场思想革命看起来触手可及。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梦寐以求的友谊暂时成为现实。两位思想家都对彼此敞开，采纳对方的建议和提醒，开诚布公地相互批评。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思想都有了把握，毕竟至少会有一个人理解自己。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双方都备感失望的事情。１９２１年６月，海德格尔把自己关于《世界观的心理学》的书评打字稿寄给了雅斯贝尔斯，同时也寄给李凯尔特（Ｒｉｃｋｅｒｔ）和胡塞尔（Ｈｕｓｓｅｒｌ）每人一个副本。在此之前，海德格尔曾告诉雅斯贝尔斯，在这本书中，他看到了一场思想变革。但如今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冷静客观的批评，海德格尔建议雅斯贝尔斯重新改写整本书，让它去完成一项原本全新的工作，并主张把临界处境（Ｇｒｅｎｚ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这个基本概念完全确立为整本书的指导思想。海德格尔或许认为，借由这一系统性的建议，甚至可以比雅斯贝尔斯本人更好地理解那部作品及其作者。雅斯贝尔斯却感到自己未曾被理解，亦觉得上述批评并不完全公允，并将这一想法坦诚地告诉了海德格尔。后来的资料证实，雅斯贝尔斯彼时认为上述批评是“草率的”（《哲学自传》，第９５页）、“以偏概全的”（参阅附录《雅斯贝尔斯所收藏的海德格尔相关读物》和第２１０条札记）。尽管在《世界观的心理学》第三版（１９２５）前言中简短地探讨了海德格尔的建议，但他最终还是明确予以拒绝，并对“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只字未提。私底下，他也可能没有兴趣再去找海德格尔澄清那些批评。这也许是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生前未曾把那篇书评公之于世的原因之一。两人之间的不满和委屈情绪暂时表露出来，他们也开始对彼此的“战友”身份产生怀疑。雅斯贝尔斯自然明白，海德格尔已经全面研读过那本书（《哲学自传》，第９５页），他也是唯一“知道我在哪个地方没有取得成功”（参见雅斯贝尔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撰写的书信草稿）的知己同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却突出强调了他的失败之处。雅斯贝尔斯很可能认为此事毁坏了两人之间的团结。他并非对那些批评毫不在意，反而很看重对方的认可。或许察觉到了雅斯贝尔斯将是自己未来的论敌，李凯尔特遂在《逻各斯》（１９２０年第９卷）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若干地方甚至带有嘲讽语气的书评。海德格尔似乎也加入了李凯尔特的阵营，雅斯贝尔斯自然为此大受打击。对雅斯贝尔斯而言，李凯尔特正是哲学革新所针对的、日益堕落的学院哲学的代表。而海德格尔同样备感失望，雅斯贝尔斯竟然没把他直接而费力的援助理解为一次团结的行为。但毫无疑问，这理应被认为是一次团结的行为，也是一场事关未来之思的双边对话。海德格尔的那些批评看起来还蕴含了积极的奠基工作，亦即后来的基础存在论的一些指导思想。不过，雅斯贝尔斯似乎对其他人的新思想缺乏兴趣。１９２２年，海德格尔曾向他诵读过一段文字，是其为撰写《存在与时间》而准备的一份手稿，雅斯贝尔斯却对此兴趣寥寥：“我无法理解它。”（《哲学自传》，第９８页）难以想象，雅斯贝尔斯竟然想要理解却理解不了。数年之后，他把自己的上述行为看成一种拒绝，而且不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与此同时，两人之间的“不和谐”也表明了他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１９２３年，雅斯贝尔斯曾送给海德格尔一本专著《大学的理念》。据洛维特记述，海德格尔竟然表示那本书是“当今鸡肋中的鸡肋”，“雅斯贝尔斯和我无法再成为战友”。（《哲学自传》，第９７页）雅斯贝尔斯深感震惊，因为海德格尔在信中曾乐意使用“战友”这一称呼。此外，海德格尔并没有把那些批评和异议当面告诉他，而是在第三者面前谈论他，且带有轻蔑的语气，这一点也让雅斯贝尔斯感到受伤。是年９月，趁海德格尔来访之际，雅斯贝尔斯提到了那件事。海德格尔以恳切的语气否认了上述说法，于是，雅斯贝尔斯把整件事情看成是“无事生非，同时让人精殚力竭”（《哲学自传》，第９７页）。海德格尔肯定为他的宽容感到意外，并深受触动，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性格腼腆、个性上克制的人随后竟然写下：“从９月２３日起，我与您共同生活的前提就是———您是我的挚友。这是一种在爱之中承担一切的信赖！”（参见海德格尔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７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类似的流言蜚语没有中断他们的情谊。雅斯贝尔斯对这件事彻底释怀。不过，在海德格尔加入法西斯之后，前面提到的那些意见分歧开始展露出重要意义。它们造成了如下印象，仿佛海德格尔是这样一位朋友：“当谁不在场的时候，他就会背叛这个人；但是，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又如此亲近，让人难以忘怀！”（《哲学自传》，第９７页）随着新作出版，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得到深化。自从他们相识以来，海德格尔未曾有任何作品出版，雅斯贝尔斯也只发表过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在两人关系最密切的几年里，他们都致力于撰写各自的主要作品。当《存在与时间》出版时，雅斯贝尔斯也已经勾勒出《哲学》的基本框架。海德格尔曾提到，只有两个人能够理解他的书———雅斯贝尔斯与布尔特曼（Ｂｕｌｔｍａｎｎ）（参见第２１０条札记）。鉴于此，海德格尔似乎间接表达了这样的期待：正如数年前他在《世界观的心理学》出版时做过的那样，雅斯贝尔斯同样能够全面研读《存在与时间》，并且撰写一篇书评。不过，雅斯贝尔斯并未那样做。尽管早在１９２８年他就在自己的研讨班中评论过《存在与时间》的个别片段，尤其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时间概念的批判（参见第１至第４条札记），他也曾借此机会请汉斯·约纳斯（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做过一场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报告。然而，他当时终究未能下定决心去全面研究整部著作，之后也未能完成。雅斯贝尔斯研读过《存在与时间》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以断断续续的方式进行的。之所以如此，一个可能的外在原因是，那个时候，疾病限制了精力，雅斯贝尔斯于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哲学》的撰写中。内在因则在于，他无法真正地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共鸣。他只是在个别分析中———比如“常人”或者“向死存在”中———提及海德格尔。总之，对那本著作严谨而有建设性的写作风格、形式方面的亮点以及遣词造句方面的讲究，他都兴趣寥寥。在他看来，《存在与时间》正是他一直想要规避的那些作品的一个翻版———它像是一种“科学化的”哲学，带有惯常的体系化趋向、在内容上成为某种客观教条的趋势以及把生存之模棱两可性绝对化的倾向。他愈是在《哲学》的起草方面顺利推进，愈是熟知海德格尔已发表的更多作品，就愈是看清了自己与海德格尔在基本观点方面所存在的那些差异。早在１９３３年之前，雅斯贝尔斯就曾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出全面而犀利的评价：“无交往的、无世界的、无神的。”（第７条札记）至于他是否曾以同样犀利的方式将这一评价告知海德格尔，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不会对自己的怀疑态度保持沉默，这一切肯定也令海德格尔十分沮丧。他可能因此很少再去海德堡拜访雅斯贝尔斯。不过，他也有可能在期待如果自己获得了巨大成就，或许就能忘掉那一切。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在任何时候都未曾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受伤的样子。相反，他倒冷静地确信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作品，这也让他看起来不再在乎得到雅斯贝尔斯的认可。大概在１９３１年底，雅斯贝尔斯曾寄给海德格尔《哲学》和《时代的精神处境》这两本书，随后收到了海德格尔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通篇几乎尽是溢美之辞的书信，海德格尔或许想要借由这封信同雅斯贝尔斯保持距离：“如今借由您的作品，那个不可通达而又整体性的东西最终在哲学中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您是以明确且果决的胜利者姿态来讲述的，是借由已得到验证的生存财富来道说的。”（参见海德格尔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尽管雅斯贝尔斯并不喜欢 “以……的胜利者姿态”这类措辞，但他仍因此满怀希望：“我俩之间将有事情发生。”（参见雅斯贝尔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撰写的书信草稿）当两部作品摆在面前，他冒出了一个念头：尝试展开一场彼此之间的论辩，“在哲学世界中第一次引入沟通式的批判，而不是战争”。（参见雅斯贝尔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撰写的书信草稿）他为此提出的设想是，他本人对《存在与时间》进行批评，海德格尔则对《哲学》展开批判，关键在于解构对方著作的基本特征（形式上的特别之处）。雅斯贝尔斯将这一点重新看成两人的共同之处，而且现在愈加得到彰显。通过这样一来一回的互动，他们将一道向公众呈现出一部对话作品。原本计划好的相互批判最终只是呈现为《马丁·海德格尔札记》这份独白性的素材，但雅斯贝尔斯认为，这已是两人哲学工作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也是两人友谊的具体呈现、战友关系的公开证明，还可能是这样一份共同素材，它见证了两人虽已分道扬镳，但都开始了哲学上的革新。然而，事情却向别的方向发展，而且是以雅斯贝尔斯完全无法把控的方式。 ……

第153条札记１９３２年，纳粹在竞选广告上印上了其拥趸与敌手的肖像，同时呼吁：让人种差异以及由之而来的品质差异变得清晰可见。事实上，这里所关涉的根本就不是人种差异，而是容貌差异，这一差异径直而明确地展现了单个人的本质。那个观点尽管无法在科学上得到确证，但还是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说服效果。现在，那些竞选广告竟然无一例外地、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地宣扬纳粹关于容貌的卑鄙伎俩，与此同时，纳粹的反对者至少揭露了纳粹本质上的极权思想。纳粹根本就没有容貌方面的鉴别眼光。我们能够感知到纳粹整体上的盲目性，它带着一双灰暗的眼睛。这一点尤其醒目，当那个纳粹分子说道：“且看希特勒的双手，您会马上看到他多么与众不同！”（１９３３年，海德格尔如是说）那时的海德格尔本己地具有这种盲目性。他原本就是对人性盲目吗？抑或这始终只是一次疯狂的偶然事件，尽管他对那位权贵如此着迷？这也适用于他的一个论断：“根据某个迹象，他看起来……”（他提到弗洛伊德）他带着盲目的人性历经世界，不就像一个色盲经历着灰暗的单调状态吗？他（甚至带有浪漫色彩地）看到了风景，看到了自然构造，但是，人呢？第179条札记海德格尔的作品没有爱，缺少爱这一情绪，缺乏伟大思想家的爱欲。这算不上误解。按照这个判断，海德格尔在传记中恐怕无法被认为具有完整的人格。根据青年时代的经历，我相信他的人格正在得到反面展现，同时尚未得到强有力的透视和全面的把握。毋宁说，他曾淹没在攻击性的、苦涩的、充满仇恨的生命领会中，他让自己从中摆脱出来，然后平静地闪耀，没有苦痛，但或许仍满腹猜疑。他的作品：与此相关的“实事本身”却并非处于一种作为羞涩的爱之表达的冷漠氛围中。毋宁说，那一“实事本身”正处于某种毫无仁慈、毫无良知的冷漠中，这样的冷漠情调乃是腐坏的力量、滋生疑难的力量、否定的力量，它出自对爱的怀疑，而倾向于爱的对立面。他体会着孤独，从孤独中走出的每一步都充满疑虑；他也忍受着孤独，却又固执地相信这是无法避免的。（对某些人而言）这种无情极具吸引力，仿佛它就是原本的真理。投身于这种反叛情绪中，通过质朴地呼应纯粹的生存之“实事”而获得解放。这个孤独的人具有某种轻蔑情绪，也拥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唯一的、每每如此地转向世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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