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三年时间（20222024），眨眼之间就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当我还沉浸于唐宋两朝或灿烂或缥缈的怀想中，时光的白色骏马早已驰入2025年的初夏。
我要深深感谢汪惠仁主编和张森执行主编，三年以来，无论是悠久诗思中的奋力泅渡，还是陡峭语境中的艰难攀缘，二位先生始终予我以巨大的宽容、信任与扶正，让我得以在公元七至十三世纪长达六百年的古典时空中自由畅动，沉潜或飞升，并写下三十余篇具有强烈个我色彩的文心诗迹。捕唐诗浩荡之长风，捉宋词惊鸿之倩影，何其苦哉又快哉！
我还要感谢1983年那个秋天，年甫弱冠的我踏入天津南开大学校园，跟随导师王达津教授系统学习唐宋文学。两朝诗影的种子，早在那个时节就已经埋下。先师治学深受闻一多影响，诗心学问，涵古论今，气象雅正。我虽不敏，或亦受其沾溉一二。苏东坡在《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中吟道：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这时光之电，一刻也未停止过抹啊，抹到我这儿，也抹了四十二年。
人的一生之中，总有诸多意想不到的遇合，有的交臂而过，有的袖手而失，有的灯火阑珊处回音绵长。作为一个写作者，遇上一个有着鲜明主张与独特调性的刊物，并且对你完全敞开，几乎不给你设置任何樊篱，任你纵横古今神游中外，毫无疑问，这样的遇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梦想！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谈及书籍与读者的关系时深情地憧憬着：一本书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找到了它的读者，找到了那个能领悟其中象征意义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那种被称为美的激情，这是心理学和修辞学都无法破译的那种美丽的神秘。其实，这段话也可以移植于作者与刊物之间，作者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刊物，或者刊物找到了它想要找的作者，彼此也就找到了美的激情。
每当我陷入写作困惑之境，《散文》总是给我以鼓励和赞美，并拨亮写作的方向：两朝诗影以一事一物为切口，不止珠联诗文丽影、璧合诗词群英，重要的是，它以个个散点，透视了唐宋文明的盛世荣景，更勾勒出了存身其中的两朝生民的生态与心念。尤值得一说的是，专栏从敦煌存王梵志诗开始，至梁甫民歌结束，体现出作者诚挚的民间立场唐诗宋词并不只是空中楼阁里的镜花水月，其之所以成为纵贯逾千年的代表性与特征性的文化，乃正基于如此庞大、深厚且复杂的社会基础。
两朝诗影既非唐宋两朝的诗歌史话，亦非通常意义的读诗感想。栏目设置的初衷，企望其既有学术性严正架构的底色，亦葆有随笔小品的亲近和率真，更体现作者在场的介入观照和存在体验，呈现出一种从心而不逾矩的自由之美。最终是否达成了这种愿景，只有留给读者和时间去论定了。至少我努力过，为此付出过心血，杜甫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专栏开设三年，受到多方关注与喜欢，其中就包括《青年文摘》及《散文海外版》等刊物的数次转载，以及天津市政府对其发掘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贡献的肯定，并成为一个政府认可与扶持的文化品牌。每思及此，或可聊堪慰藉三个春花秋月中的孤心苦诣。
在我看来，在回溯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之时，现代性的写作视野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没有现代性的古典文学观照，无论多么广博幽深，都是缺乏灵魂的，同时也是缺乏直击心灵力量的。
我的职业生涯和现代性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悖论。在日常工作中，我做得最多的一项就是古代典籍的校点与整理。先后参与四川大学古籍所主持的《全宋文》《巴蜀全书》和《儒藏》等巨型文献整理工程。为古代文献打句读、校异同的工作耗去了我大部分的青春和热血。明人陈继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苦役。校书永远是一个令人后悔的工作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讹落满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人谈及校书时常常会打出两个著名的比喻：扫叶与拂尘。这种说法，成了人们校书时的口头禅。对那些打扫不尽的叶子或灰尘，有时真的没有办法。无论拂尘还是扫叶，都只是我们借以表达试图减少错误、重现明镜本来面目的一种努力而已。
很多人问过我同一个问题：古籍整理是一种十分传统的坐冷板凳工作，如何来平衡枯燥与诗意的天秤？又如何在发霉变黄的典籍中发现现代性诗意？其实，任何事物中都饱含诗意和现代性。孟子说得好，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诗意和现代性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存于春花秋月、爱恨离愁、玄学思辨或后工业文明景观中。不，不是这样的，诗意和现代性的存在边际远远超出我们的心力所能企及之地。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翻阅古代典籍时写出来的。那些陈年旧事，总是以新的形象，重生于我的文字中。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我得感谢伟大的传统经典；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学者，我又得感谢当下的有灵性文字。是的，这是双倍的反哺与回馈。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是这样来看待现代性的：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ethos（气质）的东西。而通常人们认为最早提出现代性一语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本人就认为：在每一个古代画家身上，都能体现出一种现代性。因此，广义地说，任何时代的诗歌与艺术，都有其现代性的一面。对于《诗经》传统来说，屈原的作品是极具有现代性的；对于南朝宫体诗来说，张若虚就是现代的，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毫无疑问，陈子昂绝对是初唐时代的现代诗人！
但是，再先锋再现代的文字，如果没有肉身的个体感悟和历史的通透观察，以及温情又风骨的文字表达，总是板着面孔理论，一味端起架子说话，那样的文字也一定是没有什么生机的。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里所提出隔与不隔的分别：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作诗作词有隔与不隔之别，有亲切与疏离之别，有温暖与冷漠之别，作文亦当如是观。
而真正的不隔，并不仅仅来自文字的表达，那只是表象而已。真正的不隔，来自内心中的同情心，怜悯心，慈悲心，来自古今的灵犀相通。
十九世纪德裔英国人类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ller）在谈及历史与我们之关联时，打过一个颇为贴切的比喻。有时候，我们打开多年没有打开的写字台，翻阅一些许久未读的信。缪勒说，可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读它们的时候，却伴随着一种陌生之感，虽然我们知道这是自己写的，信中的那些名字曾经铭刻在心，然而我们却难以相信：那是我们的手笔，我们曾感受过那些痛苦磨难，我们也曾享受过那些快乐。直到最后，我们用过去（past）引出最近（near），又使最近成为过去的时候，心里才萌生出一股热流，我们才重新意识到我们曾经经历了过去，才确信这些信的确是我们的信。缪勒接着说，当我们回顾古代历史的时候，心境与此完全一样：最初，历史似乎是某种奇怪的、与己无关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是深切地了解历史，我们的思想越是为之吸引，我们的感情也愈加强烈；而这些古代人的历史，可以说，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历史先人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先人的欢乐就是我们的欢乐。没有这种共鸣交感，历史就成为一堆故纸，或许已被烧毁或遗忘了；然而历史一旦由于这种同情心而再生，它就不仅是唤起文物工作者或古董商的兴趣，而且会感染每个人的心灵。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我们之前，这里已演过许多幕了，而我们则是出乎意料地被唤来、演出自己的角色的。要认识自己所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就应当先了解我们所接替的角色。我们自然要追溯已经落幕的各个场面，因我们相信，在人类的整个戏剧里，应当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而在这里，历史老人走上前来，给我们一条线索，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朝诗影也可视为写给唐宋两朝,写给异代兄弟姐妹们的一束书信，突然想起多年前，我在《唐诗弥撒曲》中曾有过一节名为《云书》的诗章，很契合我此刻的心境：
六世纪的人不常写信/七世纪的信札突然多起来/当突厥的血液和汉语交欢时/氤氲皆可传书/御河的桐叶写给来世的情人/雁足上的相思写给自己/更多的时候 人们愿意把书信/镌刻于伊阙宽阔的波澜 /埋葬于敦煌的沙砾/在写给风蚀写给灰烬之时/也写给未曾谋面的子孙/见不见面何妨/我们早已命脉相通/早在沧海的珠胎里重逢/哦 纸上云烟笔底风雷/就让涨满秋池的夜雨/也涨满千年的空白吧
乙巳孟夏成都石不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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