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王庆成代表作，是其数十年太平天国海外文献研究的总结。
2.刊布64种珍贵印书、文书等原始文献及百余张原件图片。书中刊布了王庆成从英、美、德、法等国图书馆亲手搜集、抄录、拍摄的太平天国原始文献。这些稀见文献如《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以及各种诏书、奏章等，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制度设计、内部权力斗争等的一手材料。
3.扎实的文献考据，还原复杂历史本相。作者基于太平天国自身印制、发布过的文献进行细致的考据，辨明版本、核对时间、考证内容。如对比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从封面、书目、字体、排版、纸张、避讳字等细节，判断其刊刻时间和先后顺序。如根据已有的文献中洪秀全及其儿子用印、用语、语气的不同，鉴定区分所发现的诏旨是天王诏旨还是幼主诏旨。
4.突破传统文献学的单纯校勘，注重文献与历史的互证研究。重视从版本异同中挖掘史事演变。如通过对比《天情道理书》几种版本中韦昌辉名字的不同表述对应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对其态度的细微变化，还原天京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权力博弈。
5. 数十年学术研究经验总结，对青年学人入门和深耕学术研究有重要启示性意义。后记中王庆成分享了他长期搜访和利用史料的经验，以及如何将史料与思考分析结合的方法，强调一手文献是历史研究的根基，启示研究者需具备国际视野，主动追踪散佚史料，并致力于资料的系统化整理、辨析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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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者而言，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庆成先生以十余年时间，走访英、美、德、法等国多家图书馆，系统搜集并整理了流散海外的太平天国核心文献。书中首次公布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稀见文献，为理解太平天国早期的权力结构与宗教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对后续研究具有奠基意义。
本书不仅是一部文献汇编，更展现了历史研究过程中细致推演、考据的方法。王庆成先生通过严谨的文本分析，从细微处发现关键线索。例如，在《天情道理书》中，他注意到韦昌辉的名字曾被人为挖补、修改过。这一看似不起眼的痕迹，成为还原天京事变后权力变动的重要实证，也使文献本身具备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
前言
海外文献搜集中的意外收获和耗费十年心血集成
我设想写这本书已有九年。那是1984年5月，在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客舍的一晚，我产生了这一念头。
1983年我在美国做研究。当时，为和在国内所担任的工作相应，我较多注意美国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著作，但同时也去美国国会图书馆阅览他们收藏的太平天国印书，去美国南方浸会神学院搜集关于罗孝全的档案资料，还找到了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些其他中西文史料。这年冬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柯文南教授邀我去英国进行访问研究，于是我在1984年3月离开纽约去伦敦，在那里停留了八周。
英国是海外收藏太平天国文献最丰富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萧一山、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从英国访得大批太平天国文献，传回国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太平天国研究的发展。在他们之后五十年，能步前人的足迹继续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是后辈学者心向往之的事。我原想着重搜集前人较少涉足的英国公共档案馆（今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材料，但不巧的是，我到英国时该档案馆正因修理通风道而关闭，因而只能在几个图书馆盘桓。不过，虽然失去在档案馆搜集资料的机会，却促成我在图书馆的搜索更为仔细，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
我花时间最多是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即原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在剑桥大学只有五天。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我发现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极有价值的印书和天王御照等珍贵文物、文书，这些都是前所未知、未见的。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我目验了太平天国众多的印书、文书原件，其中太平天国印书有不少不同版本，它们多有一些有趣的、重要的修改，这也是过去未知未见的。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一天，我浏览一册内容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太平军目》，忽然发现其卷末有戊午遵改朱戳（意谓此册是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即1858年遵天王意旨作过修改的），其中一行对石达开职衔作了修改。戊午八年（1858）正当杨韦内乱、石达开从天京出走，这一修改自有其不寻常的意义。又发现《三字经》《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日》等常见的文献，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版本竟有意想不到的贴纸修改、挖补修改。见到这些，我的心情几乎如同发现新文献那样兴奋。这就是我当天晚上想把所见情况写成一本书的缘由。后来，我去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又去了当时的柏林国立图书馆，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多册；在牛津的发现是令人兴奋的。那里收藏太平天国印书五十五册，其中有1853年春出版的《旧遗诏圣书》卷一《创世传》半卷本一册，比较精美，这是太平天国送给英国公使的版本，存世者可能仅此一册。牛津收藏太平天国印书十五种，其中十三种每种都有多册，形制各异，启发我思考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问题。这使我此前在剑桥形成的想法更为明确。此后几年中，我继续获得了法国昂古莱姆市图书馆收藏的十七册印书的微卷本，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八册印书的复印本。前后总计所见印书原刻本四十三种，约二百册，还有原刻本的微卷本、复印本、抄本四十余册。这些就是写这本书的资料基础。
本书介绍了我在国外获见的太平天国印书和文书，其中有些是新文献刊布，有些是根据目验原件对早年传回国内的文献的校订，力图发掘、阐释文献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把文献同相关的史事结合起来研究，希望由此而加深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本书的章节几经调整，有些原拟列入的篇目，现已从简。限于自己的学识，所述所论是否能达到既介绍文献又铺展史事的预期目的，则有待于读者的批评指教。
本书对前辈学者或其他同行学者关于文献史料的记述，间有订正，对若干史事的见解，间有商榷辩证，或提名，或不提名，纯为探讨学术起见。书中述及西文人名、书名等，非必要，在正文、注文中都用中译名，以利排版，另在书末附中西名对照，可备检阅。关于数目，是否用阿拉伯数字，对于本书而言是令人困惑的事。太平天国印书封面署刊刻年份、卷首列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若干部，都用汉字，间或捌八异体，可能意味着版本之不同，如改用阿拉伯数字，既失其真，导致湮没史事，也将不伦不类，如同把《三国志》改成《3国志》。所以，本书除公元年月日等用阿拉伯数字外，大多数仍用汉字标示数目。
从1984年以来，我对所见所获文献作过一些片段性研究，但写成一本书的计划却迟迟没有付诸实行。尽管有各种原谅自己的客观理由，但事在人为，关键仍在自己是否抓紧。去冬今春，痛下决心苦战，总算实现了九年前的心愿。这几个月的确是艰苦的。我因牙疾，去年11月起，开始拔除余牙，经历了几次磨铲牙床以准备安装假牙的痛苦，一直喝稀饭度日，而每天需工作十几个小时。艰苦疲惫中的乐趣和欣慰是，我终究把这些年所获见的文献史料和自己的心得基本上向读者作了介绍。文献史料，请读者加以利用；我的研究体会，请读者加以评判。几年前，曾有把新发现的文献和国内只有排印本的文献，悉据原件照片予以影印出版之议。这本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但由于出版的困难，迄无成议。这本书将尽可能附一些国内未见的或国内未见原件的文献的照片；全部影印，愿俟异日。
现在全稿完成，乘写一篇短序的机会，我首先要向柯文南教授致谢。柯文南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在中国工作，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六十年代，他把流失在英国的忠王李秀成的宝剑送还中国；七十年代，他把从英国档案中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送给我们利用、发表；八十年代，他上书英国女王，建议将英国掠自中国的广东省衙门的档案制作成微卷本送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事虽不成，心意可感。他不但帮助我获得在英国研究的经费资助，而且陪同、导引我在英国搜访文献；后来又告诉我法国昂古莱姆市图书馆藏有太平天国印书的消息，这一消息是中国学界从未获知的。柯文南现已在法国过退休生活，但一直在继续关心、研究中国历史。可以说，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还要感谢美国孔华润教授和德国前联邦驻华大使魏克特博士，他们为我提供经费支持和邀请函，使我有机会接触美国和德国的资料。法国巴斯蒂教授、荷兰多伍博士分别帮助我得到法国昂古莱姆市图书馆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太平天国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马克乐女士，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马敬鹏先生，还有未谋面的美国的梅谷教授，都在搜访资料方面给我很多帮助，谨此向他们致谢。
胡绳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戴逸、金冲及、张海鹏同志审读了部分书稿。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沈恒炎同志积极支持本书出版。对于这些鼓励、资助和支持，谨此表示感谢。
王庆成
1993年3月
节选自《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王庆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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