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洞庭天下水
一湖分两省，乾坤日夜浮。
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洞庭湖，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明。从津市虎爪山遗址、澧县城头山遗址，到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华容县七星墩遗址等，洞庭湖地区已经被考古发掘证明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南方高地。洞庭湖地区因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水、土、生物资源条件，成为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发祥地。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稻谷，经碳十四检测，这些稻谷存在于距今9 000～8 000年以前。根据对孢粉的分析，专家认为彭头山的水稻与现代水稻的生物学性状已十分接近，应该是人工栽培水稻。1993年，在距离彭头山遗址不远的城头山古城墙遗址下部，又发掘出一处距今约7 000年，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城墙时发现城墙的外坡下叠压着早于城墙建筑时代约2 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巨大壕沟。在壕沟的淤泥中，出土了稻谷、豆类、蔬菜、莲荷等的籽实数十种，还有猪、牛、鹿、象、鱼和螺等动物遗骸20余种。此外还发现手工编织的竹席、芦席的残片以及距今约6 500年的水稻田。这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历史较为悠久的古稻田实体。这些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而洞庭湖区又是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较早的发源地。
洞庭湖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千百年来养育了代代湖湘儿女。巴人东迁，以湖区为重要目的地，另有麇人长期在此安居。春秋末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拓展，通过不断经营，将洞庭湖区变成楚国的粮仓，号称楚江南。虽然人文的、地理的江南，其所指在历史上不断变迁，但江南一词在中国历史辞典里作为代表着富庶和殷实的文化符号，最早
指的就是楚国的洞庭湖地区。司马迁《史记》用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来描绘其社会经济生活，饭稻羹鱼也成为鱼米之乡在不同时期的共同特征。
秦汉以还，历朝历代，只要北方战乱，即伴生大量流民南移。西晋永嘉之乱后，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洞庭湖区成为流民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其时在洞庭湖北部、西北部专门设立南义阳郡、南河东郡等侨立郡县安置流民，今松滋市就是侨县。另有部分州县，虽说不是侨立郡县，但也与安置流民有关，如药山县（今沅江市）、湘阴县、重华县（今属益阳）、玉山县、湘滨县、罗州（今属岳阳）等。安史之乱后，北方民众逃亡，又有很多人流入湖南：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大诗人杜甫也是在这一时期流寓洞庭湖地区，最后病死在湘江的小船上。明代重视耕垦，移民大增，但性质有些变化，以经济性移民为主，难民开始减少。时有江西填湖广一说。清代康乾时期，洞庭湖区开始大量兴筑堤垸，湖区的人口急剧增加，除一部分是外省籍外，湖区移民大多以本省籍为主，被湖区土著称之为上乡人，即湘水资水上游地区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跃进时期国营农场建设的高潮之中，洞庭湖地区人口又有迅猛增长。洞庭湖地区承载了大量的人口，滋养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湖。
洞庭湖地区能成为历史时期各个朝代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人口承载量大，是因为这一地区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能解决大量人口的生计问题。清乾隆年间，随着洞庭湖区围垦洲土高潮的出现，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农业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叠加，湖南省的粮食产量逐步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新出现的民间谚语湖南熟，天下足进而取代了湖广熟，天下足。粮船结队下长江，供食天下。现在洞庭湖地区仍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全国九大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是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
洞庭湖地区的农业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与湖南省其他区域有所不同。湖区的农业，十分重视御水和排涝，体现出一种抗洪精神。堤垸就是民众百姓的家园和命根子，防汛抢险需要协作，特别需要一种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精神。湖区又是一个开放的移民社会，五姓杂处，宗族势力相对薄弱，风俗习惯上崇尚由繁入简。移民向来不太安于现状，而具有开拓精神……凡此种种，湖区民众普遍具有一种与传统社会大众稍微不同的群体性格。
洞庭湖文化中还有独特的流寓文化元素。因为洞庭湖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很多都到过湖区，特别是被贬谪的失意政治人物和遭到流放的文人士大夫，从屈原开始，到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寇準等，众星会聚，形成了洞庭湖区独特的流寓文化现象。
流寓文化从屈原起逐渐形成忠君、爱国、忧民的思想主题。到范仲淹应滕宗谅之邀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写作《岳阳楼记》，对流寓文化的主题做了一个总的概括，那就是儒家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是吴县（今苏州市）人，他到没到过湖南，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安乡县旧有范公读书台遗址，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他的喜爱。
范仲淹之后，湖南人不断总结和发扬从屈原到范仲淹的这个文化传统，形成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思想内核。年轻时的左宗棠专门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作座右铭，勉励自己。有人专门检索清朝道光以来有关洞庭湖的著作和岳州府县的地方志，发现诗文作品以忧乐为题材的占近三分之一，然后吊屈咏湘君又次之。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是主流，在诗词楹联中尤显突出。洞庭湖地区繁荣发展的诗文创作形成这样的主题特色，在中国的几大湖泊流域地中是不多见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
洞庭湖的人文历史，不但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同时也具有丰富多彩的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如二妃、孟姜女、范蠡和西施、柳毅与小龙女、刘海与狐仙等传说，寄托着湖区民众的喜怒哀乐，彰显出他们的内心价值世界。这些传说和民间信仰也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传播，其文化基因已根植于大众之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湖南的女性泼辣大胆，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产物之一。这个特点是研究者不得不予以重视的。
从湖南的地理看，它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北部为丘陵和平原，因洞庭湖和长江与湖北省毗邻，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非常完整的地理单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湖南省既有山国之称，亦有泽国之名，泽国就是因为有洞庭湖。
从三湘到四水，从洞庭湖到九疑山，从湘东到大湘西，汉族与土家、苗、瑶、侗、白、回等少数民族同胞和睦相处，差别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湖南的文化光谱。洞庭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洞庭湖文化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是整体，洞庭湖文化是分区，洞庭湖文化和湖湘文化不可分割。
湖湘文化的精神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包括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强悍民风所培养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抱团、开放包容的对外观念，等等。这些精神特质基本上与洞庭湖地区的人文历史积淀密不可分。很多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湘南地区的舜文化，另一个就是洞庭湖区的德文化。洞庭湖地区又是爱国主义的发源地。虽然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基石。屈原等人的足迹遍布洞庭湖地区，他们的精神不断启迪和感召着湖湘儿女。
洞庭湖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因素，也为湖湘文化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洞庭湖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堡垒，又是其他民间文化和流派的精神乐园。战国末期屈原放逐地沅湘的渔父，世界观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追求一种心灵与世事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虚构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洞庭湖西部的水乡泽国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从渔父的沧浪之水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正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为湖湘文化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空环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洞庭湖水文化的命题。他们呼吁，关心洞庭湖的人们，尤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对发掘湖湘地域文化内涵的意义与重要性予以关注，对那些体现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的山水景物与历史名胜保护予以充分关心。洞庭湖地区堪称历史文物之邦，拥有许多不可多得、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洞庭湖从中国最重要的淡水湖泊提升到中国传统湖泊文化中湖长的高度，将之置于五湖之首。
总之，洞庭湖是自然的大湖，也是人文之渊薮，值得珍惜、保护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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