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恃才自肆的末代宰相中国古代史明朝历史_李应全著_9787205115869

洪武年间，一桩惊天大案震动朝野：丞相胡惟庸竟欲谋反！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层层揭秘一场始于猜忌、终于流血的君臣终极博弈。
朱元璋与胡惟庸，一个是从底层崛起、猜忌心极重的开国皇帝，一个是统领百僚、野心膨胀的王朝宰相。表面和谐的君臣关系下，是暗流涌动的试探与算计。胡惟庸如何编织他的权力网络？又如何胆大包天到企图瞒天过海？本书带您重回洪武年间的明朝皇城，亲历那场步步惊心的权力斗争，揭示历史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与细节。

明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六，春节还没过完，烟花爆竹的硝烟还未散尽，刚刚回到岗位的群臣就上奏：请求诛杀关在大牢里的胡惟庸等人。
早已按捺不住性子的朱元璋御笔一挥，赐予左丞相胡惟庸死刑。
很快，刽子手将胡惟庸在南京处死。胡惟庸远在安徽定远老家的三族亲属，尽数被杀。
胡惟庸一生的故事颇为曲折、惊险、刺激，精彩如一部长篇小说。除了朱元璋和刘基以外，谁都无法预料到他最终的结局。
神算子刘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朱元璋曾问刘基：胡惟庸是否适合做丞相？
刘基回答：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
果然，胡惟庸就如初生牛犊，拉车车要翻、犁地犁要破，简直是干啥啥不行。
读明史，胡惟庸是个响当当、牛哄哄、惨兮兮的人物。研究中国政治史，胡惟庸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因为他是中国最后一任丞相，百姓更习惯叫丞相为宰相，所以胡惟庸也被称为中国末代宰相。宰相的权力在古代非常大，而对胡惟庸来说，他越是想要揽权，死得越快；权力越大，脑子越发迷糊。
胡惟庸案是明代初期一件石破天惊、影响深远的大事。不光胡惟庸本人遭殃，也揭开了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序幕，党狱前后长达十余年，功臣宿将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三万余人（此为《明史》说法，也有四万多人一说）在胡惟庸案和李善长案中失去生命，其中包括很多受牵连的无辜之人。
这一大事件，为后世留下许多疑问：胡惟庸苦苦奋斗了一生，终于熬成了官王，为什么做官的尽头是掉脑袋？朱元璋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大杀一起出生入死的功臣，还要废除丞相制度？
按笔者的思考，可以一言以蔽之：为了朱家天下。

一
胡惟庸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是他作为丞相碰到了历史上权力欲望最强的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反思元朝失败的原因，认为：前者元失其驭，群盗暴作，君昏臣权，天下鼎沸，终不能定，朕乃平之。还对左相国徐达等人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明太祖实录》）
因此，朱元璋采取了与元朝不同的统治方法凶猛治国，铸造铁榜，以严驭下。
君和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封建社会时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维护皇权的工具，是替皇上分忧的角色，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
在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会采取相应措施来削弱相权、增强君权，既能保证皇帝的权威，又能保证宰相发挥作用，使宰相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一面镜子，以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君主需要给予宰相相当大的权力，使其能够发挥专业才能，有效地处理国家事务。而君主享有主宰一切的权力，确保国家的重大决策符合自己的利益，确保丞相贯彻落实自己的决策。
君臣之间是相爱相杀的关系。如何调和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实际操作中，君权和相权的权力边界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往往会出现交叉重叠的部分或者是模糊地带。
在这个权力的模糊地带，极易产生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君强相弱的正常情况下是如此，在君弱相强的不正常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方面，如果君权过于强大、相权过于弱小，将导致宰相无法有效地行使管理政府部门的权力，政府部门效率低下。这在历史上很常见。如果皇帝独断专行，进而决策错误，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如果相权过于强大、君权过于弱小，会导致宰相专权，皇帝成为傀儡，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宰相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约，皇帝大权旁落、朝廷政治腐败，这是所有君王不愿意看到的，并想方设法阻止其发生。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皇帝年幼登基和朝代衰世之时。
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手握军事大权，迎接汉献帝刘协至许县加以控制，而他自己总揽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于建安十三年（208）上位丞相。其子曹丕步步紧逼，上演鸠占鹊巢的戏码，继任丞相、再封魏王，更是逼迫汉献帝禅让，自己当了皇帝，建立曹魏。
又如，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登基，由于年幼，其在位前十年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李太后又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不是丞相，只是类似相权）的十年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家中兴。然而，张居正一病逝，万历皇帝立即对他展开清算，又是抄家，又是饿死其家族，未尝不是君权对相权的报复？其原因正是功高震主：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因此，加强自己权力、削弱丞相权力，既利用其才能又控制其臣服，就成了君主们的必然选择。就如同马戏团的老板，要让老虎为自己赚钱，首先得把老虎驯服，把铁链拴牢。

二
到了朱元璋这里，君主和丞相的关系成了一道解不开的魔咒。
在处理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上，朱元璋表现得非常激进，绳子拴得格外紧。对当过中书省实际负责人（包括丞相、中书左丞）的人，除了服服帖帖的徐达外，一旦使用谁不顺手，一转身就把他们处理了。
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徐达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在于他对朱元璋小心翼翼、忠心耿耿，担任丞相期间基本都是在外领军作战。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徐达任中书省左相国，在众将中排名第一，领军对付张士诚。朱元璋登基称帝时，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仍领军继续北伐。明洪武三年（1370），徐达率西路军出征，打败扩廓帖木儿，十一月班师回朝，仍担任中书右丞相。徐达后来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镇守北平十几年，为自己的女婿燕王筑巢。
徐达的丞相职位相当于一个虚职，只是挂个名而已。朱元璋需要徐达的军事能力，而徐达对朱元璋又谨小慎微地对待，君、相二人同理朝政的机会很少，发生摩擦的情况也就少，因此君权和相权不存在什么矛盾，两人之间相安无事。
然而，相继担任中书省实际负责人的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淮西集团的领头羊李善长在退休之前功劳很大，得到的赏赐甚至盖过徐达。他一路提拔胡惟庸，维护淮西集团利益，为自己的后续铺路。但李善长退休后，因为与胡惟庸一荣俱荣、如胶似漆的关系，被扣上谋反的罪名而结局凄惨。
李善长虽功成身退但未能保住晚节，朱元璋逼死他似乎有兔死狗烹的意味，此情此景，正应了《咏史诗·上蔡》中的慨叹：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唐代胡曾《咏史诗·上蔡》）

只是秦代李斯真的参与了沙丘政变，而李善长却未必是真的谋反。直到明末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朝廷终于为李善长平反。
特务出身的山西人杨宪，则是这几个政坛大佬中最莽撞的一个。他靠特务手段帮助朱元璋站稳了脚跟，因此受到信任。
杨宪担任中书左丞后，任用亲信，专决省事，还指使御史弹劾政敌、排挤汪广洋等人。他在与李善长、胡惟庸、刘基等人的斗争中屡出险招、损招，因为鲁莽躁进、贪权过胜，为朱元璋所杀。
而从地方上来到南京担任右丞相的江苏人汪广洋，则是另外一种风格知雄守雌。
越往上走，张力越大。处于充满强大张力的政治围城里，困在城里的人出不去，待在城外的又想冲进来。他这种软骨头，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呢？
汪广洋在内外夹击下势单力薄，在斗争中屡败屡战，选择了屈从现实、无为保命。但因为庸庸碌碌、无所建树，被要求颇高的朱元璋惩处，最后在贬往海南的途中被赐死。
汪广洋没有挑战君权，他的罪名是不能有力地维护君权。作为皇帝的帮手，不够称职同样活不成。
因为专制君主最关心的始终只有一件事我的位子是否安稳。这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乱天下者惟君。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说，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乱天下者惟君，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保住皇位无所不用其极。唐甄在《潜书》中提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表面看来是大将杀人、偏将杀人、卒伍杀人、官吏杀人，其实都是皇帝杀人。
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胡惟庸则相当狡猾，处处与朱元璋斗智斗勇。他在明面上曲意迎合、甚得君心，得以长期担任中书省负责人，一路官至左丞相，然而暗地里却是两面人，在中书省说一不二，对上边的朱元璋实行信息垄断，对下则大肆贪污腐败。
胡惟庸这种巧为掩饰、大过无形的做派，正是朱元璋所厌弃的小人、邪人之举：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明太祖实录》）
但从私杀马夫、毒死刘基、迫害仇家等事件来看，胡惟庸并非真正老谋深算之人，甚至有点心急，以致屡屡失态。
因为在君权和相权的模糊地带玩得过火，胡惟庸背负十几项罪名，被扣上谋反的帽子而遭诛，引发了官场上的一连串大屠杀。
可见，不管能力有多强、野心有多大，在朱元璋那里，任何丞相都像是孙猴子翻筋斗云，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更何况是挑战君权了。
君主既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识别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畏惧。（《君主论》）朱元璋正具有这样复杂的特性，这个无所不能、风格多变的多面手，类似狐狸狮子圣人流氓君子小人等身份的复合体，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很极端。

三
朱元璋是为了废除丞相制度而杀丞相，还是因为丞相该杀而废除丞相制度，或许每个人解读不同。但笔者相信，朱元璋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类似马基雅维利主义，注重权术和谋略，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至少在朱元璋时代，朝廷上本无丞相谋反，但是朱元璋成天忧危积心、疑神疑鬼，一旦发生政治误判，就可能人为制造丞相谋反的陷阱。
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是中国自秦代以来就有的制度。难以想象，一个国家没了行政首脑丞相，它将如何顺畅运转？
但是，世界上就没有叫花子皇帝朱元璋不敢干的事情。他无法容忍丞相侵蚀他的权力，竟然突发奇想，以胡惟庸案为契机，一改延续千年的政治制度，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皇权由此走向了巅峰。他的奇特方法是：以大化小，分权于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部门，大权集于一身，中央各部门互相制衡，犹如众星托月一般，都为他的家天下服务。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更多的是出于他对权力的追求和掌控，避免重蹈历史上皇权旁落的覆辙。他维护权力的欲望极强，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都会毫不手软地预先采取果断的行动，不惜给犯小罪的对方扣上谋反的大帽子。而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手下权力最大的官员，在朱元璋眼里，他们的一丝不忠诚行为就会对皇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希望通过永废丞相的方式，将所有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胡惟庸案，消除了君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对明代、清代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了一千多年的丞相职位就这样消失了。
丞相没了，无人能侵蚀朱元璋的皇帝权力。除了朱家人，没人敢觊觎皇帝宝座了。这下，朱皇帝不那么忧危积心了吧？
他自己这一代的确无忧，但是，后来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从近看，没有保住皇孙的大位。
靠一个胡惟庸，牵连了几万人，一张张谋反罪的大网如瘟疫一般不断蔓延，几乎将元功宿将一网打尽，政府军队的战斗力随之降低。随着朱棣起兵、靖难师起，南军因缺乏杰出的将才领导而一败涂地，明惠帝朱允炆为此痛失皇位，在放一把大火烧了皇宫之后，本人不知所终。就像树上的乌鸦，本来要把一块肥肉交给孙子吃，却被树下等待的狐狸朱棣横插一脚，把肥肉叼走了。
向远看，废除丞相制度这种极端的集权行为，负面作用也不小，不仅造成政治上的各种脱节、混乱和由此引起的动荡，也为明朝中后期皇帝怠政（也是没有丞相辅佐造成的）、宦官专权埋下伏笔。作为补救，朱棣创设了内阁首辅制度，但其作用远不及丞相。
朱元璋以凶猛手段治国，以淋漓的鲜血浇灭他的不安和怒火，然而因此死去的几万人，又承受了多少冤屈和不公？
当然，朱元璋不是昏庸之君，也知道大杀功臣不好。
他曾问侍臣汉高祖和唐太宗哪个更优秀，侍臣说汉高祖刘邦更优秀。朱元璋却说唐太宗李世民更优秀，理由是汉高祖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明太祖宝训》）可见，朱元璋也认为汉高祖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做法苛刻，不及不杀功臣的李世民。尽管有这个认识，但是在实际行动上，比起刘邦杀燕王臧荼、韩王信（韩国太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朱元璋杀的功臣数量更多，招数也更损。同样是免死狗烹，巩固家天下皇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刘邦诛灭异姓诸侯王是为了解决地方割据问题，而朱元璋则旨在彻府清除朝中的功勋集团，建立前所未有的绝对皇权体系。
胡惟庸只是朱元璋维护皇权的一个牺牲品、祭品。胡惟庸案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高度紧张和皇权对相权的严格控制。然而，历史是一幅复杂多姿的画卷，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故事。胡惟庸的专权，可能是出于人性对攫取权力的贪婪欲望，也可能是出于维护淮西集团利益的需要，许多历史谜团有待解开。对于胡惟庸的评价，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需要用开放和全面的眼光去审视和理解。
胡惟庸的曲折故事，正昭示了《老子》之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李应全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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