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幅图片首次展现。基于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绝大部分图片都是首次展现给广大读者。
☆本书独创图像证史研究方法，400余幅珍稀版画、照片构成视觉史诗，揭示每个时代中国观背后隐藏的西方焦虑与欲望。当我们在21世纪重审这条认知链，会发现所有隔阂都源于人类共通的认知困境我们始终在镜像中寻找异域，却照见自己。。
☆知名作家马勇倾情作序推荐。作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深耕中国近代史、儒学史及文明史四十载。其研究以全球史观重构晚清至民国历史叙事，突破传统革命史观与冲击-回应范式，提出文明交融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路径理论体系。
☆这是一部跨越五个世纪的西方中国认知史三部曲，通过"变色龙"视角揭示文化误读与对话的深层脉络。
☆权威、客观、中立、严谨。考证严谨，注释翔实，堪称历史著作典范。由于作者中文功底强，全书阅读感流畅，文采斐然，是难得的佳作。
总 序
图现变色龙：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中国观看
一
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抵达广东肇庆，由此踏上了大明王朝的国土。在随后长达27年的传教生涯中，利玛窦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几百年后，当人们翻开他著的《中国札记》时，随处可见由衷的赞赏之辞。利玛窦写道，中国的领土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王国合在一起，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须外国进口，他们的缫丝业规模如此之大，很容易与欧洲产品竞争。毫无疑问，利玛窦眼中的中华帝国，绝对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所仰慕的对象。
实际上，利玛窦所看到的一切，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昙花一现。种种研究表明，还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GDP已占世界的22.7％，随后就一直保持在20％以上，到1820年则达到32.9％。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指出，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其经济总量经常能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而在经济极为繁荣的宋代，这一数字甚至曾高达90％。
的确，作为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大宋王朝无疑是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却在社会发展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已达到了欧洲大城市18世纪初的水平。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许多领域，宋代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当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技术工人的待遇非常之高，城市化率竟达30%。宋代中国还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高度开放，并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到12世纪末，中国商人已开始取代阿拉伯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非常繁荣，印度的细纹棉织品、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大批涌入内陆，而瓷器、丝绸等高端产品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
到明代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的中心，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江南地区还出现了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据估计，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45%，其工业产量则占世界的2/3以上。以铁产量为例，明代是北宋的2.5倍，永乐年间高达9700吨，而当时欧洲产铁产量最多的俄罗斯还不到2400吨。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就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保罗·肯尼迪也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说：全球三分之一的钢铁产量用于明帝国生产兵器。在对外贸易方面，明代也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据弗兰克估计，在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百余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与此同时，明代曾先后涌现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多位科学巨人。更难能可贵的是，明代知识分子还对西方科学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例如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就曾受教于传教士利玛窦，并翻译了《几何原本》、《逻辑学》等西方科学著作。或许是受这一事实的触动，稍后的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曾在《中国近事》中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此外明代末期还一度出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市民文化也大有流行之势。来自西方的天主教，那时也曾在南方广为传播，并受到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南明小朝廷的后妃们都普遍信仰天主教。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的软实力也强大起来。利玛窦记载道：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他们都自称大明人。有趣的是，16世纪中期的另一名传教士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就时常会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当抵制西方宗教时，日本人总会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
1405年7月，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拉开了七下西洋的大幕。直到1433年，这支船队先后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其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技术先进，船队所到之处，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更重要的是，通过郑和的远航，全世界都认识到了当时中国在各领域的巨大优势。史料证明，郑和的宝船长约70米，排水量达2000吨，而87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其旗舰圣玛利亚号的排水量仅为233吨。
横向对比，就在郑和开始下西洋时，法国正遭受着百年战争的蹂躏，英国尚未完全废除农奴制。至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甚至还处在奴隶制社会之中。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的：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对于大明王朝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走向世界的绝佳机遇。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不久之后，明王朝突然选择了从世界舞台上主动退出。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逝。随后，由于受到许多大臣的强烈置疑，宣德皇帝：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从而彻底废止了海外开拓活动。而曾经乘风破浪于大洋之上的郑和宝船，则渐渐腐烂在太仓的港湾里。据说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官员甚至焚烧了郑和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和留下的各种图纸及资料。
就这样，在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间节点，中国将力量转向了内部，却把原本掌控于手中的海洋留给了西方冒险者。对于这一幕，黑格尔曾感慨地说中国人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保罗·肯尼迪则认为：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并且导致整个帝国的主流阶层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结果就出现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局面：印刷术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纸币被中止流通、海外贸易受到控制……
令人唏嘘的是，正是在中国发生这一巨大转变后，欧洲却上演了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壮举。世界的天平，从此开始慢慢倾斜。到明朝末期时，中国在造船业和海军实力方面已出现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以至于当时曾被明朝扣押的葡萄牙使节皮列士竟敢以轻蔑的口气声称中国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并狂妄地表示率数十大船攻克马六甲的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国沿海各地。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但明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仍居于世界的最前列。随着明王朝于1644年的覆亡，满洲人建立了清王朝。也就是在同一时代，欧洲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大潮随后也开始涌动。而在遥远的东方，尽管在清代前期曾出现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但据学者研究发现，这种繁荣只不过是对明代的恢复性增长。比如铁和布匹的生产，清代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另外一方面，清统治者为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统治，从而直接扼杀了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下，广大知识分子也逐渐失去创新精神，致使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巨著却被翻译成英、俄、德、日多种文字，在异国他乡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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