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_张蒙主编，新民说出品_9787559879141

口罩，这件如今深刻嵌入我们生活习惯与生命记忆的医疗用品，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现代口罩诞生于19世纪末，随着20世纪初香港鼠疫、东北鼠疫、西班牙大流感等数次疫情的暴发，口罩在政府政策、现代医学与社会思潮的角力下，作为政府与医学界宣传推广的防疫用品，在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推广开来。

口罩的普及不仅仅是医学、科学知识宣传的过程，也是政策力量、社会舆论等公共博弈的结果，对这件物品的探究揭开了近现代政治、文化、社会史的沉重一角。

1.一部口罩史，半部东亚卫生史。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1921年东北鼠疫，到新冠疫情，口罩出现在几乎每一次重大卫生事件中，它不仅是防疫的工具，更是医疗知识传播、身体管理与社会秩序建构的象征。

2.戴上口罩才能够正当地咳嗽？医疗现代化原来是这样推进的。疫病当前，呼吸之中暗藏危机，不随地吐痰、戴口罩的卫生文明宣传经历了漫长的普及过程，对口罩态度的变化体现了百年来东亚社会在面对传染病时的医疗体制变革与现代化诉求。一片看似简单的口罩，蕴含了国家、社会与技术如何共同面对传染病挑战的复杂历史。

3.一片小小的口罩，蕴含了东亚世界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文化演变。伍连德口罩不仅是防疫手段，更是清政府稳固地区主权的现代性工具；日本学习西方，早早引入口罩，却直到鼠疫来临才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而在韩国，因被认为携带殖民记忆，口罩长时间被大众抵制。口罩的普及不仅仅是医学、科学知识宣传的过程，也是政策力量、社会舆论等公共博弈的结果。

4.重新审视后疫情时代的沉重注脚。口罩这一普通之物承载着太多鲜活的集体记忆，引发我们重新思考社会治理、技术政治等重要问题，如果我们能更早一些理解口罩的历史与意义，也许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更好地理解集体的困境与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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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诞生于医学、运用于苦难。不管是针对传染病防治还是防范空气污染，带上口罩，就能如此鲜明地展示人类对呼吸洁净空气这一最基本的公共问题的介入。口罩不仅仅是医疗用品，更是一种象征，象征国家可以管理我们的呼吸，干预我们的身体，不断重塑公共秩序。

《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以口罩为线索，深入挖掘近代东亚社会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医疗实践，描绘卫生与政治的互动，展现国家与个体、国家与国家之间微妙的政治图景。通过追溯历史，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口罩如何诞生，更能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在面对非典新冠疫情时或相似或相异的应对。

在关于疫病的记忆仍然鲜活的时候，在对疫病的创伤恍如隔世的时候，这一部关于口罩的物质史或许能够解答许多问题。始于东北雪原的卫生革命，最终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编织成我们与病毒共处的现代性记忆。它既遥远，又无处不在；既是历史，也是当下。

导言：东亚的口罩世纪

张蒙

用不着举什么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口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大众化的医疗器械之一。经过三年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围绕口罩展开的各种讨论早已是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了。此时再推出这样一本研究口罩的专书，其意义何在？

的确，如果我们能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对口罩有深入的研究，那至少可以回答很多我们当时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恐怕还是要在切身感受到口罩带来的震撼之后，才有可能激发研究的热情。因为长期以来，口罩一直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卫生用品。以往在我国，普通人只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佩戴口罩，比如生病住院、冬天防寒和雾霾天气等等。即使是在非典时期，由于疫情传播有限，也没有出现全国人民皆戴口罩的局面。在欧美国家，口罩更是难得一见之物。在这种背景下，要想让医学史专家对口罩产生兴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新冠疫情之前没有相关的研究。起初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1918年大流感时期英美和日本的口罩社会文化史，如美国学者布拉德福德（Bradford Luckingham）的《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图森》（1984）[[注释

[] Bradford Luckingham, To Mask or not to Mask: A Note on the 1918 Spanish Influenza Epidemic in Tucson, The Journal of Arizona History, Vol. 25, No. 2, Summer, 1984, pp. 191-204.]]、桑德拉·M. 汤姆金斯（Sandra M. Tomkins）的《专业知识的失败：19181919年大流感时期英国的公共卫生政策》（1992）[[[] Sandra M. Tomkins, The Failure of Expertise: Public Health Policy in Britain during the 1918-19 Influenza Epidemic,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 No. 3, 1992, p. 439.]]，以及埃德温娜·帕尔默（Edwina Palmer）与杰弗里·W·赖斯（Geoffrey W. Rice）合撰的《神风抑或鬼风：日本大众对大流感的反应，19181919》（1992）[[[] Edwina Palmer and Geoffrey W. Rice, Divine Wind versus Devil Wind Popular Responses to Pandemic Influenza in Japan, 19181919, Japan Forum, Vol. 4, No. 2, 1992, pp. 317-328.]]。

2000年，由邓铁涛和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较早地提出中国医生使用的口罩最早可能源于伍连德在1910年东北鼠疫时期的发明。[[[] 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此后，雷祥麟在其201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非驴非马：形塑中国现代性的中医与西医》中也提到了伍连德在东北鼠疫中推广使用口罩的贡献。[[[] 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26.

]]不过，真正将东北鼠疫时期的口罩作为专题研究的还是2018年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兰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他在其《鼠疫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在防疫中的视觉显现》一文中，结合多种分析工具和图像史料，从人类学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口罩所起到的面具的作用。

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表或出版的相关科普读物甚多，如《不只医药事：1918大流感下美国的口罩社会史》和《口罩文化史》。随着口罩在全球成为讨论的焦点，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口罩的历史。2020年，日本学者住田朋久梳理了口罩在人类历史中的漫长旅程。同年，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举行了由张蒙主讲的口罩在近代中国的讲座，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组织了东亚社会戴口罩的社会物质史线上工作坊。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阿里埃尔·路德维格（Ariel Ludwig）和汤姆·尤因（Tom Ewing）等人发起了流感口罩研究项目（Flu Mask Project），发表多篇有关美国大流感期间口罩应用的文章，从性别、法律和地方权力等角度对口罩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读。2022年春，国际知名期刊《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发表了由韩国学者玄在焕教授主持的东亚口罩研究专辑。可见，由于新冠疫情的刺激，口罩史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大量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鉴于此，本书聚焦于东亚地区，收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的学者的相关论文，意在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看待口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卫生用品。追溯起来，近代第一个撰写口罩历史的学者很可能是伍连德，他出生于1879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鼠疫斗士。虽然他的研究存在着鲜明的进化史观的倾向，但其搜集到的许多珍贵史料已成为我们日后研究的重要起点。1926年，伍连德出版了英文专著《肺鼠疫论集》（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其中专辟一节，试图用新颖的图像工具来佐证口罩在历史上有一个线性的发展：从中世纪的鸟嘴医生到19世纪中期德国人的防疫措施，再到清朝的东北鼠疫伍连德推出的纱布口罩则是口罩进化史上的最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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