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文本，其直接关涉的，既不是由金钱和货买充斥着的不断变化的社交世界，也不是由道学或新儒家充分实现了的儒家伦理思想，而是两股势力的相交地带。在这样一个相交地带中，通过购置与拥有来思考乐的冲动将会同时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道德评判的声音。这种乐仰赖于对世间某些东西的拥有无论是实际上的拥有还是概念上的拥有。其反作用力是道之乐。对乐的反思又往往与名奇异地混杂在一起命名，名的稳定性，因有了某个名而衍生出的价值等。

我承认我对问题的兴趣就比对答案的兴趣要大。实际上，我最感兴趣的正是那些不断出现且没有答案可以完全回答的问题。话语体系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但我们可以以不同方式思考历史现象，这种思考方式的多样性会不断提醒我们注意那些习以为常的程式的局限性。

宇文所安

快乐是人类最基本的话题，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快乐的性质、快乐与特定处境的关系、快乐是否仰赖于拥有等问题，都曾因引发古人的探讨与沉思。宇文所安试图在北宋的思想背景下追溯快乐在文学史上的回响。这一时期商业文化大兴，通过拥有而获得快乐也成为一种普遍形式，并呈现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中。与这种观念相对的，是11世纪初兴的道学，新的思想氛围下，士大夫的言行都要受到内外部的道德评判，这种对快乐、享乐的反思之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书的三个关键词 快乐、拥有、命名，皆围绕物之地位与所有权的崛起展开，背后则是商业与士人文化的纠缠。宇文所安在古文中探索这些关系的显与隐，也睹见了写作者所处的社会情境。欧阳修六一居士的雅号、苏东坡的石头、司马光独乐的私人花园，以及黄庭坚、苏舜钦等一代文人的学识资本，都在多种力量并存的北宋文化阵地上游荡；文本的调和与自辩，也引导着我们认识文学的虚与实。

宋人对乐的问题格外着迷，同时在新的道德与商业环境下对言说乐、获取乐做出了许多黠慧试探。宇文所安以其一贯的essay风格为北宋文学史研究再注活力，逐句解读欧阳修、曾巩、苏轼、邵雍、司马光、黄庭坚、李清照等代表性精英的重要文本，也审视十一世纪的宋代独具一格的文化风貌。悉为我有！的主权诗学在公-私价值的张力包围中展示出创造性力量。

结 语

让我们回到本书的起点，欧阳脩的那个笑话。欧阳脩讲了一个笑话，我们笑了，也一起会意了其中的幽默。突然间欧阳脩在结尾加了句道德评判，对此做出了否定：冯道等人的行为不是一个宰相该有的行为。尽管他的批评不是针对我们这些被逗笑的读者，但从我们被逗着发笑到被招呼着做严苛的道德评判，这两种语境之间的转换还是让人感到不适。

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欧阳脩没讲这个笑话，只是简单描述了一下场景，那情况就会很不同。比如他说：冯侍郎与和侍郎戏谑，中书哄堂大笑。此举于威望有损，无以镇服百僚。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否定的评判，读者大概会舒服一些；但我想如此一来就没有多少人会读这个故事并记住这个故事了。

读者感受到的那种突然的针刺般的不适感，并非来源于这则逸事的内容，而是它书写的方式。它让我们一起笑了，随即又把我们丢在那儿，作者则变换角色成了道德裁判。笑话本应是个受保护的对话空间，社会语境中的各种规则在这都会被暂时悬置。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们很可以理解笑话的危险性，知道笑话有多容易越界，并触犯社会的道德边界。但如果要做道德评判的话，我们期待它是由听笑话的人来做，而不是由讲笑话的人。

在欧阳脩这个笑话和我们讨论过的许多其他文本中，讲述者都处在被检视的状态，甚至他自己都会检视自己。想象中的客无所不在，随时随地会加入进来进行批判，要求讲述者做一番解释。通常情况下，主述者都会立场崩解，做出让步，或者试图转换话头。这在作家文人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只是其中一个极端例子而已：御史台翻检了他所有的诗文作品，不放过任何在政治上或伦理上有亏的言论。或许，导致文学的重要性式微的不是道学的兴起本身，而纯粹是因为恐惧。哪怕是在苏东坡那篇全然无害的《石钟山记》中，也有隐身于黑暗中的讥笑声盘旋在他头上。

欧阳脩之所以急于提出批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要把这个笑话置于其历史场景中。如果这个笑话讲的是战国时候的事，那把它剥离出历史场景就很容易，称笑话里的人是宋人即可（宋国人，不是宋代人；宋国在战国诸国中经常遭人嘲笑），其中的幽默感也一点不会减少。对历史行为和事件做道德评判的诉求在传统上古已有之，但这诉求并不总是那么紧迫。而在欧阳脩的例子里，即便笑话是他自己讲的，他也无法容忍下属在中书堂笑话他们长官的场景出现。

欧阳脩没有把这则笑话归在他的经典（classical）类写作中。中文不用经典这个词来表示这类写作，但这是个很有用的词，它可以用来指那些典正庄肃、会进个人文集的文体（genres）。经典文体就好比中书堂，必须保持尊贵威严的姿态。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笑话是收在欧阳脩的《归田录》中的，这本书里都是些不太严肃的条目（entries），而不是各种文体（genres）作品。

11世纪，在已有的传统文体之外开始出现新的散文样式。这些新样式通常被称作杂文（informal prose），因为比起文集中的作品，它们总体而言写得不那么精致。这类作品往往是单独流传的。在这些新样式（forms）中，少数几个得以跻身标准文集所收之列，成为新文体（new genres），但经典文体系统（the classical genre system）的大门正在关闭。新的杂文类写作的规矩要宽松一些，但我们从欧阳脩这则笑话里可以看出，对写作的检视也已经蔓延到了杂文领域。苏东坡既写经典文体的作品也写杂文杂诗前者的大门越关越紧，他是站在那个日益变窄的门缝里进行创作的，多半还用脚抵着门。

经典文体和杂文类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彼此也有渗透，而且经典文体内部仍然有好作品出现，但到了南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后，最好的古文是用著名的八大家来代表的：两位来自唐代，六位来自北宋。但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近七百年的散文创作，其代表者仅仅只有唐代短短的一代人加上北宋的欧、苏两代人而已。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主要著作包括：《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Columbia, 2021），《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与12世纪初的词》（Harvard, 2019）,《晚唐诗》（Harvard, 200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Harvard, 2006），《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Norton, 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Stanford, 1996），《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Harvard, 1992），《迷楼》（Harvard, 1989），《追忆》（Harvard, 1986），《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Wisconsin, 1985），《盛唐诗》（Yale, 1980），《初唐诗》（Yale, 1977）等。曾出版杜甫诗歌的英语全译本《杜甫诗》（De Gruyter，2015），并与孙康宜一起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20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导 言

1 其名何所寓：六一居士传

2 桃花源的长官

3 缺席的石头

4 悉为我有：主权的诗学

5 石自副其名

6 胸中竹与腹中竹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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