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1921：缔造现代中东的十日_[加拿大]C.布拉德?福特_9787575307611

1921年3月12日至21日，作为中东地区主要委任统治国的英国，在其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牵头组织下在开罗召开了一场会议，旨在解决奥斯曼帝国垮台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前途问题。这场持续十天的会议意图重绘中东地图，即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建立王国，并确认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未来的以色列国。包括T.E.劳伦斯和格特鲁德?贝尔在内的英国官员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中东带入现代民族主义世界，但他们的偏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却深刻地改变了中东。

前言
1921年3月20日，星期天，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作为主办者，邀请开罗会议的与会代表们参加他举办的一场特殊参访活动。开罗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受邀的代表们从下榻的酒店出发，穿过尼罗河，经过短暂旅行，来到吉萨，参观古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这一行程是丘吉尔亲自设计的，他想给这些代表带来一次巅峰体验，纪念他们在埃及首都相聚的日子。虽然还留有几场正式的晚宴，但这一天对金字塔的参访将成为这次为期十天的会议的高光时刻。
那天拍摄的一张照片，日后将成为中东现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影像。参加活动的人们坐在骆驼背上，在斯芬克斯像正前方一个挨着一个比邻而立。在照片的最左侧，是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坦，她头裹围巾，戴着墨镜，一袭白色套装随风飘逸。在她的旁边，是她的丈夫，丘吉尔身穿风衣，头戴礼帽，一副太阳镜架在鼻梁上。然后就是久已成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贝尔身裹一件长大衣，大衣上配有一条不太应时的皮领子，头戴一顶装饰羽毛、制作精美的帽子，帽檐下，贝尔冷冰冰的目光直视镜头。贝尔旁边，是已成为传奇人物的T.E.劳伦斯。劳伦斯头戴一顶礼帽，西装领带加身，迟疑地坐在骆驼背上，与其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号格格不入。最右侧，是斜眼盯着镜头的沃尔特汤普森，他是丘吉尔的保镖。尽管这张照片后来非常出名，但其捕捉的场景却多少有些怪异，让人容易感觉到这明显是一张旅游合影。尽管贝尔和劳伦斯着装正式，但他们都拥有在沙漠中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且在以往数月中骑行骆驼，他们在照片上的形象不免有些做作。与此同时，丘吉尔和他的夫人克莱门坦，此前从未骑过骆驼；丘吉尔的笨拙表现很快就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
开罗会议是中东现代政治史中的分水岭。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0年意大利圣雷莫会议举行之后，丘吉尔提议召开开罗会议，其目的是决定刚创立不久的国际委任统治制度的属性与落实范围。在其闭幕之后，开罗会议将启动建立伊拉克和约旦两个新阿拉伯国家的进程，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的发展方向，而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也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前身。虽然在20世纪早期的部分中东史研究中，开罗会议曾受到过重点关注，但从未像在本书中那样被全面深入地研究过。最近，当我将要完成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传记的编纂工作时，我开始思考，对开罗会议的深入考察或许能给理解1921年那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天会期中的事件和意图带来新的有价值的视角。1921年春天，在艾伦比还是英国驻埃及高专的时候，他曾在日记中数次提到丘吉尔先生将到达开罗，参加一场关乎中东地缘政治未来的特殊会议。确实，丘吉尔仅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周才与艾伦比联系，征求他对会议代表下榻和举行会谈酒店的建议；艾伦比提出把会议安排在位于开罗中心地带的豪华酒店塞米拉米斯酒店。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此次会议的重要与会者，特别是丘吉尔和贝尔的私人文件已经变得方便查阅。当开始深入阅读会议文件时，我开始意识到，通过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对会议的过程和结果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当我阅读相关材料，梳理此次会议如何得以召开、如何组织推进，以及那些受邀与会人士的参会目标以及个人人品如何等问题的时候，我感到，对此次会议的全面审议或许有助于更深入、更坚实地理解和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世界外交史。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殊的会议文化，坚信可以通过国际峰会解决世界大战带来的一系列破坏性问题。
开罗会议（连同其部分人员参加的耶路撒冷后续会议）的召开与欧洲的传统一脉相承，这一传统创立于1815年召开于维也纳、1878年和1884年召开于柏林的外交会议，延伸到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以及1920年召开的圣雷莫会议。与此类似，自1887年以后，英国的殖民地与帝国事务会议也定期召开，这些都强化了当时的会议文化。开罗会议代表被赋予的任务是，在一战带来剧烈的地区动荡且奥斯曼帝国应时而败的背景下，重塑和重组中东地区的若干关键部分。
这一重大变局，既关乎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对中东地区的新生国家也同样意义重大。中东变局的双重重要性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将新生中东国家的利益归置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帝国中心的利益之中。尽管开罗会议主要是英国政府的事务，但出席会议的有几位来自伊拉克政府的重要官员，其中既有伊拉克人，也有英国人。伊拉克官员的出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会议征询了相关地区的意见，并在会议审议中加以考量。换句话说，本书将要论证的一点是：开罗会议不仅仅是一个橡皮图章或纯粹的花架子以往的某些历史学者曾经这样描述过此次会议。在那个时代，大国托管作为传统帝国统治的继承者是被视为更为进步的，在欧洲和美国的高层官署内代表着一种国际行为的高标准，尤其在帝国仍是现代国际关系中重要组织特征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研究全球性帝国历史的著名学者约翰达尔文曾说过一句具有标志性的话：英国在中东的帝国统治，是世界中一个不稳定的突出部。那个年代的中东事务政治家和外交官，试图按着国家构建的要求来改造这一地区；直到今天，中东地区仍然带有当年这种尝试的明显烙印。
当我更为深入地阅读主要与会者在会议期间的书信，更深入地审阅会议文档记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支撑其中东政策目标的会议框架时，会议日程的严肃性和全面性也越发清晰起来。为了更具吸引力，会议被安排在独具一格的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而当时还是一名伊拉克政府官员的格特鲁德贝尔却担心，这次会议不过是英国殖民地事务部组织的一场作秀，在最初还不太愿意参加会议。1921年2月下旬，贝尔在离开巴格达前往开罗的旅途中曾给其继母弗洛伦斯贝尔女士写信称，我对参会一点都不积极，她怀疑在伊拉克形势躁动不安之际离开巴格达是否明智。尽管不情愿前往开罗是贝尔的第一个念头，但一个月后，在其回家的旅途上，贝尔的立场则变得更为深思熟虑：美好的工作就在眼前，我真的很高兴回到巴格达。确实，贝尔在1921年春天关于中东未来及其个人作用的乐观态度，反映了开罗会议多数与会者的看法，丘吉尔和劳伦斯尤其乐观。所有与会者离开时都踌躇满志，决心推进落实会议决定，完成对中东地区的政治重塑。随着虚弱的奥斯曼帝国军队1918年秋天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遭到全面失败，中东地区的政治重组已经开始。临近会议闭幕时，意气风发的劳伦斯给他在牛津的妈妈写信说：我们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烦琐小事被一笑了之。
本书的基本任务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丘吉尔及其参加开罗会议的部分同事在1921年3月的一个上午，来到斯芬克斯像前，坐在骆驼背上？对于他们来说，此次会议代表着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雄心：在中东地区为当地政府塑造全新的战后地缘政治格局。从近期看，根据巴黎和会推动组建的国联之要求，开罗会议的计划中还包括一些延续英国委任统治的内容。然而，所有相关人士都清楚地认为，这些委任统治都将向着有利于真正民族独立的方向而逐步淡化消散。他们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概念，将其视为地区重建的标准，这一举措对于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中东控局来说是一种明智的办法吗？开罗会议上主导性的沙里夫方案就此问题做出了回答。根据这一方案，将由哈希姆王朝的两位继承人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王子，分别担任伊拉克和外约旦两个君主制国家的国王。但是，开罗会议开具的药方最终能否给予伊拉克和外约旦人民所渴望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呢？另外，巴勒斯坦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该问题在会议上谈论激烈，巴勒斯坦能够通过此次会议的宽泛计划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波诡云谲。面对这一形势，聚集在开罗的会议代表们试图为中东各地的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打造一个持久的集权国家模式。通过一系列新设计组建的国家，将阿拉伯世界与当代世界在政治上联系起来；这一想法，与两年前规模大得多的巴黎和会所提出的愿景并无不同。简而言之，英国和1918年之后的国际社会决心在中东于旧世界的废墟上打造一种新的秩序，开罗会议将成为显示这一决心的有力和代表性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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