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有创新：从翻译的视角审视汉学研究，明确将汉学翻译作为核心概念和主要研究对象。
★史料有特色：系统梳理英美汉学翻译史，囊括代表性机构和人物的翻译活动，史实史料发掘充分，脉络清晰。
★问题意识鲜明：尝试回应英美汉学与欧洲其他区域的汉学是否分享了相同的发展路径？作为获取域外知识最重要途径的翻译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翻译本身寓含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等议题。
本书并没有将汉学翻译作为历史事实或独立存在的事实概念，而是将汉学翻译放置于汉学研究这一整体性系统关系中爬梳其演变脉络，并且将其与中国形象建构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使得汉学翻译这一概念有了根系，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且极大地提升汉学翻译的研究价值，使得汉学翻译与中国现实问题发生了关联，回应了书中隐含的主题：超越汉学自己的话语迷雾，为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提炼出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概念体系。不过，系统关系的复杂性对于该著的理论支撑和历史研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不言而喻，如何有机地将汉学研究与翻译结合起来，并且将汉学翻译与中国形象建构结合起来，需要一个能够融合三者的理论做支撑。而作为翻译史研究的一部分，无疑又考验了作者的史学功底。
何绍斌早年受教于我国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先生，对于该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自然有其得天独厚之优势。译介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理论，以译介学相关概念和命题统领全书，不仅消解了汉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的学术隔膜与学科壁垒，同时也使得传统翻译概念在汉学研究的语境中得以问题化。……人们一般习惯于将翻译视为沟通交流的桥梁，习惯于从翻译的符号性、实践性、次生性、从属性或服务性来加以认知，从而忽视了由翻译概念引发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历史性、文化性、社会性。译介学将翻译视为创造性叛逆行为，得益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对翻译概念的问题化。……译介学作为我国学者超越语言藩篱的翻译概念问题化努力，的确在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研究范式的革命，不仅动摇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传统，促进了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翻译研究转向，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学科对翻译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可以说，译介学是我国最早尝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来进行翻译概念问题化的理论。以这样的理论来统领全书，无疑为该书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可辨又充分有效的框架体系，使得作者可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地应对汉学翻译的史实史料。
毋庸置疑，要真正地认识翻译在知识和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汉学翻译史中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超越汉学翻译实践，进而深入到实践话语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中去，通过揭示翻译与相关系统之间的关系来阐述翻译的内在逻辑。……本书无疑可以归入翻译史研究范畴，而翻译史研究的要旨则在于从浩瀚的史实史料中发现问题，而且是捕捉到创新性问题，进而对问题予以科学有效的学术研究。显而易见，翻译史研究是何绍斌颇为擅长的领域。他不仅长期从事翻译史研究，出版过专著《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并且与谢天振先生合著过《简明中西翻译史》，也参与了《中西翻译简史》撰写。因此，本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其史实史料的翔实与充分，无论是对汉学相关概念的爬梳还是对具体史料的发掘，该书都颇见功底。作者不仅在汉学翻译中捕捉到近代英美汉学翻译这一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而且将其与中国形象建构相关联，认为早期英美汉学的形成，与选择、阅读与翻译特定的中国文本有某种联系，翻译的策略、翻译作品的流传等更直接关乎欧美汉学界对中国的认知，进而影响社会大众的认知，通过关注近代英美汉学翻译的机构与机制、选材与策略，以此来揭示英美汉学镜像里的中国形象。
近年来，关于翻译与中国形象海外建构的关联性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汉学研究，尤其是汉学家及其中国文献翻译与中国形象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关成果也不在少数。但是，明确将英美汉学翻译作为核心概念来探索海外中国形象建构的成果，则并不多见。本书基于近代英美汉学翻译探索中国形象的建构，广涉史籍，交互参照，明确指出英美汉学翻译与研究无疑是英美中国文化形象产生的直接源头，勾勒了汉学翻译如何参与塑造了英美人的中国认知和中国形象建构，其中不乏别出新见，更是在拓展应用翻译研究空间方面助益良多。
第三章第五节英国汉学翻译的繁荣
186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推出总题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系列英译著作，至1872年出版了五卷，包括四书和五经中的《尚书》《诗经》和《春秋左传》。卷帙浩繁的译本，加上学术性较强的前言、注释等，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欧洲汉学翻译家的成就。1875年，法国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授予理雅各，既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肯定，也是对英国汉学的正式认可，英国汉学终于从草莽走向庙堂。理雅各本人的身份也随之发生转换，他辞去了传教士工作，走进牛津大学课堂，开始了为期20年的汉学教授生涯。
理雅各并非孤军英雄，亦非横空出世。马礼逊那一代传教士，受制于中外关系的束缚，不能自由走动，学习语言和中国文化的条件都很差，物质条件也很差。传教士接触的多为中下层百姓，见识、知识都不及一般西方人，加上清廷官方和学者有意与他们保持距离，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耶稣会报道的中国印象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传教事业无法顺利展开，传教士便把精力放在学习语言和宣传基督教上，翻译中国文献不是最紧迫的事，所以他们的汉学翻译既无系统性，也没有相对稳定的策略。他们最关心的是《圣经》的中译，成就最大的也是各种圣经中译本。《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摧毁了以前制约传教的一切有形障碍，但传教依然不顺，甚至反抗更为激烈，各地教案频起。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人为因素，但思想和文化隔阂才是底层逻辑。部分传教士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如此困难，以前那种浮光掠影的、猎奇式的、停留于表层语言学习式的中国研究恐怕不能揭示真正的原因，需要深入、系统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已非简单的经商，还涉及香港治理和复杂的国际博弈，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国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的现实需要，也因此英国外交部终于启动了社会各界呼吁了几十年的中文译员培训活动。传教士是在中国活动时间最长，对中国最了解的群体，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有意无意成为了中国研究的主力军，理雅各不过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罢了。在戊戌变法的前几十年里，欧美各国汉学都有长足进展。美国汉学的概况将在后文专节论述。
理雅各那一代汉学家的成功，离不开前一代汉学家的努力。前辈们编撰的各种双语字典、语法书为后来者学习汉语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创办的各种学术性团体如印刷出版机构、中外文报纸期刊、翻译的各种书籍，都为后来者迅速融入新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之间或通过私人关系，或通过组织关系，相互结成了多方交织的信息和知识传输网络，当然也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翻译或学术研究对一些西方人来说，由最初的职业关系逐渐过渡到为学术目的，从业余的兴之所至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全职的专业的工作。学术成就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头顶的光环，也有实实在在的心理满足和成就感。
就汉学翻译而言，与理雅各同时期或比他稍晚的汉学家中，湛约翰、威妥玛、伟烈亚力、翟里斯和李提摩太等人也有不俗表现；如果仅从一般汉学成就看，夏德、欧德理、苏慧廉、庄延龄和庄士敦等较晚一辈也有较大成绩。20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传教士研究中，马礼逊和理雅各无疑是曝光度最高的，一个是传教先驱，一个是汉学明星，和理雅各同期的湛约翰和夏德等人得到关注很少。本书主要从翻译史角度探究那一代汉学家的足迹，偶尔也会涉及其他主题，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会稍微观照那些尚未得到应有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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