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思想史
民国初建，封建社会旧有的道统、学统、家法，与新学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相互冲突、形成张力，在新与旧、东与西的激烈碰撞中，看教授院士如何为近代中国学术制度发展奠基
学术的挖掘与历史的复现
作者8年、2000多个日夜，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图书馆等的考古，挖掘出400多件胡适未刊稿，600多件郭沫若未刊档案稿本、200多篇周作人未刊文稿、10000多封学人未刊手札、3000多封作家未刊手札及100多部长篇手稿……复现民国教授与院士生存际遇与学术践履
历史斑驳与人性复杂的耦合
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现代学术制度初建时，展现个人与时代、个体与家国的选择和阐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示生命的低吟与浅唱、喜悦与悲伤，品味历史与人性的复杂和趣味
自 序
一
2017年的南京酷暑，比以往时间更长。7月在纽约看风景，8月回南京阅档案。躲过7月的高温，没逃出8月的火炉。所幸，第二历史档案馆阅卷大厅，遮挡了一个多月的炎炎赤日，方使我将这册延宕二十多年的小书初稿写出。随后，六秋桂子相伴，百年梧桐掩映，又在翻阅五千多卷档案时陆续补充。
我在2001年第3期《人物》杂志上曾刊发《胡适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对此事来龙去脉有简要介绍，史料主要是依据胡适日记和秘藏书信。夏鼐日记、启功自传和傅斯年遗札等稍后出版的资料，当时尚无法看到。2007年至2008年，我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之约，参与拍摄纪念史语所80周年文献纪录片，负责史语所南京时段部分拍摄。随后十几年，又多次陪同海内外学者，包括已上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汎森等，参观南京中央研究院及史语所旧址。先后四次到台湾访问研究，有三次专门到中央研究院查阅胡适、傅斯年相关文献，对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及院士选举情况，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和史实考察。
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我曾于1997年、1999年到台北，与其有过科学与人文两次专题访谈，将他的科学精神，与前任胡适院长的人文关怀进行比较研究。在科学与人文的比较研究中，我对本文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站在人文工作者的立场，我着重关注1947年1948年首届院士与民国学术思想的内在关联，感受其所散发出的人文精神。
我曾为胡适、茅盾、吴宓等四位独异个体写过传记，现在书写的是一个群体。
民国首届院士，是科学史或整个学术史的话题。丰富的史料和许多有趣的人事，本身就是一本大书，而我只是透过其中，关注并彰显其人文精神，即从这个科学共同体，追寻人文资源，在个体与民族、国家共同命运的关头，凸显几个兴奋点。同时，将自己熟悉的胡适派文人群体，设定为叙事主线。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奋的节点，往往关联着喜悦和悲伤，如直面花开花落，客观叙事中，不免渲染出几缕悲情。这也正是文学的情感表达。
历史时空中的真情实感，不让我在诗与远方的文学隐喻世界停泊，我越界回到南京鸡鸣寺路1号真实的民国（特指1912年1949年这一时段）历史现场。正是这个现场，特别是史语所这处民国学术的高地，我带中外学者、朋友、学生，参观过三十多次。
由文入史，关联人事，在历史现场重新叙事时，借助文字走出来，是我的学术路径。这本在科学共同体内寻求人文精神的小书，即在张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展示学者的人文情怀。正如同学衡派成员张其昀说自己创办《思想与时代》，是为了展示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因此，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科学史或民国史著作，只是一本对历史事件、情景重新叙事的文史读物。
二
2013年写作《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一文，刊《民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总第25辑）。当时只依据有限的阅读，写出了大概。核心史料，是从台北国史馆找回的《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
2017年7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胡适档案后，我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到档案馆。记忆是不可靠的。以我从事传记写作、研究的工作经历判断，人物晚年纯粹的记忆性追忆，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抛开个体有意造假或因意识形态而失真不言，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书信、档案的真实程度，通常情形下，真实性的排名是：档案第一，书信第二，日记第三，自传（回忆录、口述史）第四。也就是说，自传的真实性最差。所以我在引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时，十分小心，需要经二重或三重证据确认后，才敢引用。而日记通常具有记事、自我疗救与文学表现三种功能：记事功能即流水账存真；自我疗救功能表现为骂人发泄私愤、自我安慰、自我解脱；文学功能带有戏剧性，表演给自己看是励志与解脱，表演给别人看时则是展示自我。为了给别人看，必然在真实性上打折，有取舍即有作伪。正因为写作日记时的表演性限制，其戏剧化处理事实的做法，就必须将本来真实的心迹遮蔽，或以隐喻的语言修辞方式呈现。所以，日记记录的时间、空间、人物，可以存真，但心迹呈现绝对不实，或只是相对真实。
使用档案、书信、日记及回忆录时，我时常提醒自己，文本是真的，或者说史料是真的，但当事人说的、记录的内容可能是假的，必须加以甄别，将原始记录定为绝对真实，恰恰上了当事人有意造假的当，即当事人说的、写的可能不是他想说的真话。
2017年9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完成《民国院士》卷初稿后，即开始《民国教授》卷的写作。
档案文本的真实性呈现 ，取决于我对其存在的感知，并通过语言的叙事功能激活历史人物的在场属性。对于历史事件，新的语境，就会有新的解释和表达。民国（特指1912年1949年这一时段）教授的话题很大，史料丰富，故事更多。我选择三个有内在关联的话题，采铜于山，在档案馆历史现场，用第一手直接史料，重新叙事。叙事的主线是民国教授的学术操守与生存状况，包括月薪米粮、物价住房等，是学术史，更是微观的生活史。以小见大，取舍明确。因此，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只是一本对历史重新叙事的文史读物。对学术评奖的讨论，只是选择点评文科学者及著作，回避了自己不熟悉的自然科学家及获奖成果，有意不加评说，以免妄言。一些引文有适当删节，请读者诸君明鉴。
起初与出版社协商，院士、教授内容分两册，各配80张原始档案图片，后因没能得到档案馆授权，压缩了各册的内容，只好将教授院士合为一册，取名《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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