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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历史学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问。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应该说，正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
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身面对且需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准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一
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走出困境的努力方向，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
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陆续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缺失与不足，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问题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
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靠的是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案、墓志碑铭、方志舆图、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族谱等等），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互证。
材料出新，有赖于眼光的新。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绝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够揭示；内阁大库档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差距与更迭；如果没有傅斯年、陈寅恪和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没有他们心目中新的史学追求与问题关怀，殷墟发掘也不可能具备近代之意义。
新材料可以带动新议题，但有些领域不够幸运，没有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这就更加依靠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严耕望先生曾经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黄永年先生在谈及治学经验时也说，他从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现，而是继承了陈寅恪、顾颉刚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对于旧史料的再思考、新联结，能够使其凸显出以往不曾发现的新意。梁庚尧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说：本文所引据的数据，虽然多半出于前辈学者所已使用的范围，但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组织与运用，以及进一步的比较与阐释。同样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组织方式不同，呈现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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