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_韦政伟_9787302701378

2020年经济衰退，中国与东盟贸易却逆势增长，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基于双方合作的重要性，本书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演进、模式及博弈机制，明确合作中的互补与竞争特性。通过博弈论建模得出：中国应主动推进合作，东盟则倾向于“搭便车”；引入美国后的三方博弈则复杂化，需通过约束性协议确保稳定。
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与东盟在电子产品、纺织品等领域竞争激烈，但在矿产、化工、机电设备方面互补性强。其中越南、泰国等国与中国贸易密切，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侧重高附加值服务与产业链合作。为深化合作，需强化政府引导与企业主导，促进产业链整合升级与多领域交流，形成更高层次的产业协同与共赢发展。

研究意义

产业合作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其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形成了生产链、技术创新、市场营销等多维度的协同效应(Uhlig, 1980; Szumanski, 1989)。在化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潮中，产业合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与服务交换，成为推动国家与企业技术革新、组织优化的基石。学术界对产业合作的关注，集中于国际贸易的动态、产业分工的演变，以及产业集聚的效应，然而，针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这种“南南合作”模式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对国际产业合作效益的全面评估，亟待深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历经波折，从初期受地缘与经济条件限制，到近年来的深化互动，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推动下，双边与贸易实现了稳定增长。而自2013年起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加大开放力度，促进了多样化产业合作。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合作的焦点，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互联互通与产业升级。韩正.打造更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81015.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东盟关系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随着2020年RCEP的正式签署，不仅标志着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的诞生，更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当今经济衰退与地缘处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已超越了传统的伙伴范畴，彰显了区域合作的韧性和潜力。深化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既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务实之举，也是实现“双循环”战略目标的关键路径。所以，本书基于系统性分析产业合作的策略，通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数据分析，旨在明晰合作目标与实施机制，为政策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提供精准参考。

从理论价值来看，以往的文献对北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合作研究较为深入，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研究较为匮乏。与发达国家间“北—北型”相对应，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模式是典型的“南—南型”经济合作。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模式、机制和效益，是基于经典的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从合作的视角出发对相关理论进行新的解读和升华，是对产业组织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基本框架的扩展和完善（李一鸣，2018）。因此，本书对于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的研究，在明确界定产业合作相关概念、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间产业合作的文献研究进展，同时也为中国和东盟未来在RCEP机制下的产业合作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试图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做出补充与完善。

从实践价值来看，2020年中国与东盟已经发展成为相互之间的优质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显得愈发重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盟起点，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产业合作研究不仅关系到双方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未来产业的合作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目前，业界对于产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间经济依赖性以及东亚各国间的生产网络，对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合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评价。因此，通过对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机制、产业间的互补性和竞争关系、产业合作的效果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背景进行解读。对双方产业合作的模式现状进行总结，对合作效益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产业合作深化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Uhlig(1980)基于Geneva于1973年为欧洲经济委员会撰写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产业合作的广义定义，将其视为不同经济背景实体间的商业伙伴关系，不仅局限于商品与服务交换，更涵盖了生产、技术、营销等领域的协同。Leise(1977)则给出了狭义定义，强调专业化共同生产中的调整与协调。Schenk(1976)认为互助平衡常通过实际补偿来实现，这一观点在发展政策中得到广泛应用，以弥补国家间发展差异，高效利用资源，尤以产业生产合作为重。

西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生产合作，即“南北关系”UNIDO Expert Group. Industrial subcontracting and partnership agreements in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rogrammes［J］.UNIDO Technical Report, 2024, (n.p.): 110.，由市场类型、发展水平及双方利益决定，形式多样，如分包、顾问合作、许可合作及企业合资等。在东盟、安第斯条约安第斯条约，亦称安第斯集团，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区域国家建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69年5月，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5国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市签署《安第斯区域一体化协议》(通称《安第斯条约》或《卡塔赫纳协议》)，并组成了安第斯条约组织。、阿拉伯共同市场等地区与组织中，区域内的产业合作成为推动共同发展的基石。Filippi(1997)指出，合作前景的共识与公平收益分配至关重要，需具有高度信任、高效利润评估、均衡合作结构与长期策略。Beechler和Ranis(1993)强调来自政策与市场的影响，合作通常由政府发起，受发展成本与需求驱动，参与方包括企业、政府及信息收集机构。Szumanski(1989)从另一个角度认为，产业合作兴起源于其显著优势，特别是东方国家通过技术转移缩小科技差距，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与竞争力。西方企业则受益于低成本生产与新市场开拓。

产业组织理论超越了完全竞争市场的传统假设，战略管理中的产业组织经济观基于此发展，分为“旧”与“新”两个阶段。在产业组织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SCP框架，强调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此外战略研究的核心是Porter(1981,1987)的五力模型与多元化企业战略，其构建体现了SCP框架的应用与反思，重点关注企业自身多元化因素与战略行为的市场结构反馈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企业自身因素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各有侧重。Schmalensee(1985)发现产业效应显著影响企业业绩，而Rumelt(1991)则认为企业单元效应更重要。Powell(1996)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仅解释了部分业绩差异，企业自身因素更为关键。Demsetz(1973)、Cave和Porter(1977)探讨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利润的影响，强调产业结构对行业流动性及利润的系统性影响。

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对中国产业分析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存在批评，如过分强调市场结构而忽视企业内在因素，但它在寡头竞争、反垄断政策等领域提供了有益视角。SCP范式在中国电影、鞋业、白酒、房地产等行业分析中得到应用，证明了市场结构变迁与垄断形成的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业组织理论为市场资源配置政策制定及反垄断立法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减少社会损失的机会成本，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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