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我国相继推动两轮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新一轮试点预计于2022年底结束。两轮改革进程中，试点地区紧扣中央改革任务，坚守改革底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特征，探索并创新了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案例。理论界亟需深入试点地区展开追踪调查，收集典型案例并剖析其成功运行的共同机制，为即将到来的进一步试点或全面改革提供指导和参考。数据来源采用质性访谈、实地观察和入户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实地调查方法。2015年起追踪调查江西余江的宅改模式(成果集中体现在笔者的研究专著《制度嵌入的逻辑——农村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余江模式”探析》)；后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JY129)，将调查范围拓展至全国首轮承担宅改任务的13个试点县(市、区)(不含新疆伊宁和西藏曲水)，调查时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2022年1月、8月，笔者进一步调查了江西湖口和江西永丰两个新一轮国家级试点县。迄今已对全国15个试点县(市、区)中的60余个试点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到20多个典型改革案例；区分三类活化村庄，从中各选择不少于3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目标路径上，不单纯地就宅改论宅改，而是以促进乡村振兴为最终目标，但不同村庄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等目标路径上各有侧重。在制度内容上，遵循“三权分置”框架思路，根据本村实际创新和制订了适用于本村宅改的制度规范，由此将上级政策精神具体化为地方性知识，既而形成村庄共识。在实施方式上，以宅改为引擎，引进适合本村的发展项目，激活宅基地、农用地(含林地、水面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土地产权的潜在权能(至少要激活一类)。在行动主体上，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充分发挥乡贤等农民精英群体的主体作用，以地方性力量在地化解宅改及相关改革中的新矛盾。在绩效保障上，因村制宜科学推行村庄规划和空间治理，激发和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在安居保障、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综合效能。政策含义：鉴于我国各地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在坚守中央改革底线和原则任务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嵌入(地方化)”方式推进改革，以降低改革成本。依赖社会嵌入方式推进的制度变革，比较容易因为过度嵌入而使改革陷入嵌入性悖论困局；就此要求，试点地区应当全过程检视所推行的地方性制度(或产权)结构是否具有正向的行为激励功能，以防范出现过度嵌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