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珍稀资料】 20世纪早期中国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为学界的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研究提供经典范本，补充了20世纪早期研究甘肃土族婚俗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学界对土族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当代区域发展启示】译者费孝通先生从本书的翻译和后续社会学研究中洞察西北地域在我国历史、民族、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开发西部地区的梦想，对区域发展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文化遗产保护】从婚姻形态、亲属制度、文化功能、社会变迁等方面真实还原甘肃土族婚姻形式，记录了已濒临消失的传统婚俗，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参考。
★【典藏工艺】既是思想盛宴，更是值得收藏的珍品：精装32开小开本，单手可握的黄金尺寸，通勤阅读两相宜；费孝通先生亲笔签名采用珍珠白烫印，在光影流转间若隐若现；书名以白金烫印，低调中透出学术厚重感；照片压凹处理，指尖划过感受时光流转、岁月沧桑；环衬选用封面同色系特种纸，翻阅时仿佛触摸乡土的脉络；内文采用高档双胶纸，久读不伤眼，触感温润如玉。
请允许我在这本书前，记下一段有关这本译稿本身的经历，也是一段我私人的遭遇，和这本书的内容是无关的。把这段遭遇写出来作为这译本序言，似乎无此先例。但我又觉得不得不写，而且只有作为这译本的序言写下来最为适当。这一段可说是我一生悲欢离合的插曲，连我自己不敢信以为真的传奇。传奇带有虚构之意，但是这译稿的经历却是记实。
这段经历的开始应当推到六十多年前，我初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清华的两年，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可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最平静恬适的生活。就在这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的环境里，我结识了同惠。她姓王，燕京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在燕京同学过一年，但相隔两班。
一九三三年暑期我从燕京社会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专门跟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当时体质人类学是个冷门，在清华大学其实只有我一人专修过这门整天和人的骨骼打交道的学科。因之我在清华园里天地很小，一师一徒之外很少与人来往。我的社会生活实际上还是留在相去不远的未名湖畔。
我进清华学人类学，原是我在燕京时吴文藻老师的主意和安排。吴老师在燕京教社会学，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他又听信几位国外来的访问教授的主张，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应当采取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即所谓田园作业。因此吴老师一心一意要说服几个学生去学人类学。我就是被他说服的一个。
三十年代，中国大学里开设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很少见。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清华的社会学系在系名中加上了人类学的这个名称，为什么这个系聘请这一位俄籍教授史禄国。但是要在中国专修人类学可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而且清华大学就在燕京大学的附近，却是事实。因此，吴老师就出力介绍我走上了这架独木桥。我在一九三三年秋季从未名湖搬入了清华园。这一搬动，现在回头看来是我这一生决定性的大事。决定了其后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
我的学籍虽然从燕京改成了清华，但是我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未名湖和清华园本来只有一箭之距。加上当时自行车早已是学生们通行的代步工具，两校之间，来往便利。这些社会和物质条件注定了我当时结识王同惠的因缘。
这段因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就是说得之偶然。因为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着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当然这并不是两个书呆子碰了头，没有男女之情。如果连这点基本的人情都没有，那就成了图书馆里坐在一张工作台上的同伴了。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我和同惠原是燕京社会学系同系不同班的同学，按当时燕京的风气，同系的男女同学在各种聚会上很多接近的机会。相互来往是件寻常的事，所以我们两人起初只是普通的相识，不涉情意。记得我住入清华后的第一年，大约是一九三三年的圣诞节，我送了她一件礼物，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那是因为节前的一次燕京社会学系的聚会上，我和她有过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我为了要说服她，借这个当时燕京通行逢节送礼的机会送了她这本书。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后来我俩相熟了偶然有一次闲聊时，她曾告诉我，是这件礼物打动了她的凡心，觉得我这个人不平常。这个评价成了我们两人的结合剂，也就是牵引我们两人一生的这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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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喆，费孝通外孙，国务院参事室费孝通社会调查中心秘书长，贵州民族大学费孝通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康国泰，比利时人，代表作有《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土族的宗教生活》《土族族谱》等。
译者王同惠，河北肥乡人，我国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和民族学学者，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译者费孝通，江苏吴江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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