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文本与阐释_付文广_9787576061260

1823年《门罗宣言》颁布至今，两个世纪过去了，距离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致国会的演说也已百年有余。然而，国内学界对美国外交的认知要么徘徊于政策、制度等器物层面；要么囿于解读和阐释当下即时或偶发性事件，却疏于关注美国对外关系中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哲学基础变迁及思维倾向性更替等长时段起作用的深层次要素。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聚焦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范畴，着重考察原初文本蕴含或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及观念结构，进而为梳理和辨析美利坚自由主义帝国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及伦理品格，以及思考21世纪人类的政治处境和历史命运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一个虽然渺小但或许并非全无价值的知识路标。

后记
兼及我的学术心路历程

如果说哲学缘起于惊奇，那么，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则发端于十年前我在准备博士论文过程中经历的深深困惑。
由于那时的我对近代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历程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思想资源颇感兴趣，期望能为处在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提供历史的镜鉴，故在与导师商议并经同意以后，遂决定以走出孤立主义：美国对外关系中国际主义思想的演进（18711921）作为论文的选题开展研究。
记得在初期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有两本小册子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本是由伊迪丝·M．菲尔普斯编辑的《门罗主义精选文集》，另一本是由国会图书馆编辑的《门罗主义参考文献列表》。考虑到这两本小册子及辑录文章的出版或发表时间，我凭直觉意识到：这些关于门罗主义的论辩文章与我正在从事的研究主题高度相关，因而极可能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然而，在那时，对我这个于美国外交思想史仅有贫乏认知和了解的人来说，在面对这些材料的时候，却陷入深深的茫然与困惑之中：何谓门罗主义？设若门罗主义一开始是与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国情咨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又会异常热烈地讨论门罗主义？或者换一种提问的方式：当提到门罗主义这个词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究竟在为了什么而起劲地论辩？更进一步地，这样的论辩与我的研究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关联的真正意涵又是什么？
这些疑问与困惑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虽经苦苦思索，却始终无法找到破解的线索和入门的路径。受其影响，我的论文一度陷入无法向前有效推进的困窘境地。而在当时，我其实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清晰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竟然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将手中的论文暂时放下，转而另辟蹊径，就美国早期对外干预思想源起及演进的线索进行系统梳理。然而，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美国早期对外干预思想的直接渊源只能从门罗主义更具体说就是1823年《门罗宣言》那里去找，于是，当《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一文撰写完毕后，继而又萌生了进一步的疑问与困惑：原初的门罗宣言与后世一般所说的门罗主义之间究竟有着何种内在的关联？
这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考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八二三年门罗宣言义理发凡基于话语构造与观念结构的视角》一文终于成稿。正是经由此文的写作，我才搞清楚1823年《门罗宣言》作为原初的门罗主义究竟表达了什么，并进而廓清门罗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乃至在（作为政治民族的）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
这时也只有到这时，当我站在全新的学术制高点上，长久以来萦绕在心中的那些疑问和困惑经由理智之光的照耀，霎时间变得容易理解了。最终，《门罗主义大辩论与亚美利加（America）的重塑和再定位（18951920）》为我漫长、曲折而艰辛的读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伴随困扰我多年的疑问与困惑烟消云散，此时的心境，唯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形容方最恰如其分。
当然，以上叙述绝不是在暗示我的研究已完美无缺或相关结论是真理性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是学术研究，则必定可以争鸣和讨论更何况，此书讨论的主题异常复杂与宏大，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却只能是个体视角，但个体的视角难免会有偏颇。
掩卷沉思，感怀万千。经由深度研读思想文本，无论门罗还是威尔逊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似乎瞬间活了起来。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我们或许依然没有走出门罗主义及威尔逊主义向时间和未来投下的长长阴影。如果说感悟和聆听历史的脉动是一种伟大的才智，那么，就理解当代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所谓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思想观念基础而言，选择詹姆斯·门罗和伍德罗·威尔逊这两个重要美国历史人物的思想文本作为分析聚焦的对象，在学理上应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原因在于：在门罗与威尔逊背后，实际上有个共同的思想线索America将二者串联起来，或者换一种更贴切的说法：归根究底，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均不过是对America这个核心主题的时代性及个体性阐释而已。

值此书付梓之际，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蔡佳禾教授与谭树林教授。蔡老师是著名的美国冷战史专家，学问广博而精深，为人儒雅谦和。他对我的学术探索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包容，允许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论文选题并自由地把握读书和写作的节奏，但在关键节点上又不失恰到好处的点拨和提醒。谭老师深耕中外关系史多年，学术造诣深厚，为人朴实厚重。在学术人生的起步期，两位老师对我的提携和知遇之恩，我将始终铭记在心。此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朱瀛泉教授、朱锋教授、洪邮生教授、郑先武教授等也曾在学术上给予我宝贵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各位授业恩师外，我还要特别向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四年前，当刘老师知悉我的研究构想后，马上表示了认可与支持。正是在他的指点、鞭策和鼓励下，我才有充足的信心和勇气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关。毫不夸张地说，拙著能以目前的样貌和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与刘老师融通中西的学术眼光、奖掖后进的长者胸怀及海纳百川的人格气质分不开。
不惟如此，刘老师对我的信任、鼓励和宽容也将成为我在学术道路上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源泉。
在求知问学的路途上，要感谢的师友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在此特别致谢周小华、孙灿、仇朝兵、李书剑、王汝良、田密、孙博、王南森、刘强、洪涌清、孙武、章永乐、魏磊杰、刘磊、朱兴和、汪治、刘彬、沈尚武、接剑桥、吕颖等。我还要向《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黄念老师、《政治思想史》编辑部陈卫明、郭小雨老师及《政治与法律评论》编辑部吴景键博士等致以由衷的谢意。
还要感谢上海六点文化创始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赏识，感谢责任编辑彭文曼女士不辞劳苦、严谨细致的编校工作，促使拙著顺利出版。此外，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本科母校，六点评论系列又是国内公认的知名学术出版品牌，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能忝列其中，这对一名出生于川北秦巴山地深处的农家子弟来说，既是荣耀和幸运，也是鞭策和鼓励！
十几年来，为了支持我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夫人朱丽华女士几乎凭一己之力扛起了所有的家庭重担。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丁点成绩和进步，那么，其中至少有一半包含着她的付出和汗水。13年前，女儿出生，孩子也是我崎岖坎坷学术道路的全程见证者。正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漫长而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才有了一抹抹充满希望的亮色。
当然，学无止境，书中错漏、不当之处恐在所难免，所有问题概由本人负责，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付文广
2024年9月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