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研究_盖增莲_9787522209708

《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研究》是一部方志类学术专著。通判制度始于北宋，清代沿用并完善。清代通判是兼具行政与监察职能的地方官，其执掌范围更是涉及地方治理的多个方面，如农田水利、赋税仓库、监察官属等。本书对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制度做了专题性研究，并兼及和林格尔厅的历史文化。上编《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补订》对目前所知清代和林格尔通判的生平、行迹做了考证叙述。清代在和林格尔设官分管，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终于宣统三年（1911），持续了176年。从最早的和泰到最晚的晁鸿年，本编共列94人。下编三章，从不同角度对清代和林格尔历史作了探讨，内容各有侧重，但都与通判有关。本书的作者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观察问题的根本遵循，在历史语境的视域下，对和林格尔厅通判制度做了深入细致的科学实证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本书运用资料宏富，作者大量使用档案材料，包括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六科题本、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朱批奏折、内务府档案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借助档案，将记录在清代中央档案中的和林格尔通判资料汇集起来，并做了深入的梳理、分析、研究，对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制度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表现了审慎、客观、冷静、严谨的态度。本书关于昆都仑厅并入和林格尔厅这段史事的探讨，纠正了一些认识误区，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本书弥补了志书的缺漏，既有志书关于和林格尔通判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始于同治朝，此前的雍、乾、嘉、道、咸五朝一概阙如；二是仅录的二十余人也有讹误之处。本书列出和林格尔通判多九十余人，从雍正末的首任笔帖式和泰，到宣统末的最后一位抚民通判晁鸿年。本书的撰著，充分说明合理利用档案，可以极大地推动方志修订工作。

序
增莲女士的书稿《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研究》终于完成了，我为她感到高兴，也为她的新著感到高兴。
有好几次，增莲向我请教清史档案的问题，我才知道她计划写一本书，一本与清代和林格尔厅历史有关的书。两年多来，她除了本职工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查阅档案上面。查完清史编委会的档案，又跑到祈年大街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常常周末也不得休息。她住在北五环外，穿城而往，穿城而归，很是辛苦。如今书已成稿，付梓在即，暂时不用再那么辛苦了，我为她高兴。
增莲向我请教的问题，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有些却印象深刻。记得有一次，她说有个名叫林以绂的清末和林格尔厅通判，费了好多功夫就是查不到，问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帮她查询，终于查到了一条，她兴奋的样子，好像是捡回了一颗丢失已久的珠子。又有一次，她说地方志里明确记载了一个名叫吉泰的署理通判，档案里全无线索，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我告诉她，有一说一，把方志里的信息如实挪移过来就可以了。类似的细碎的问题问多了之后，我便知道，她正在做的事情，看上去具体而简单，其实是一件不讨巧的活儿。研究清代和林格尔厅通判，前提是要有足够厚实的样本；要把所有的通判都找出来，谈何容易。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增莲女士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数据收集工作，把遗落在草丛沙砾间的散珠碎玉一一拾起，串成项链。她没有慢待任何一个躺在故纸堆中的通判，总是耐心而认真地和他们对话，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学问的敬畏，所以我也为增莲女士的新作感到高兴。
通读书稿，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长。
其一，史料占有丰富。书稿大量使用档案材料，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内务府档案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借助于档案，可以说把历任和林格尔厅通判搜求殆尽。我常常觉得，每件档案都承载着历史，只有利用好档案，才能真正体现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记录在清代中央档案中的和林格尔厅通判资料微渺而零散，当把这些资料排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清代和林格尔历史文化的画卷就铺展在眼前。
其二，具有创新意识，往往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下编关于和林格尔厅由冲繁难转为繁疲难的探讨，就很有代表性。和林格尔厅在光绪九年（1883）之前的大部分时段都属冲繁难要缺。光绪九年改为繁疲难要缺，其后撰成的光绪朝《晋政辑要》《光绪山西通志》《归绥道志》及《清史稿·地理志》都如实采录，无可厚非。后世研究者不详其情，直接沿用这几部典籍的说法，以繁疲难来概括整个清代的情况，就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书稿关于昆都仑厅并入和林格尔厅这段史事的探讨，纠正了一些认识误区，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些创见的取得，仍然基于扎实的史料。
其三，弥补志书不足。既有志书关于和林格尔厅通判的记录大同小异，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始于同治朝，此前的雍、乾、嘉、道、咸五朝一概阙如；二是仅录的二十余人也有讹误之处。本书稿列出和林格尔厅通判多达九十余人，从雍正末的首任笔帖式和泰，到宣统末的最后一位抚民通判晁鸿年，虽然不能说已经穷尽，但阙漏者肯定是少数。这项突破性的成绩对于旧志来说，既可补阙，又能订误，相信会对和林格尔地方志的修订起到推动作用。合理利用档案，可以极大地推动方志修订工作，对历史上的边远地区尤其如此。我想，这是增莲女士的这部书稿给我们的另一个提示。
当然，这部书稿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对通判群体的贯通性研究还可以深入，大量档案材料只列标题而没有展开。期待着增莲女士能够把她的这项研究延续下去，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被她的笃诚和执着打动，特为作序。
邹爱莲
2025 年6 月16 日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