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典当的国家:国际金融时代的国家建设_[西]迪达克·克拉尔特著，张熹珂译_9787543236868

本书是从战争融资视角解释国家建设问题的政治学著作。19世纪，众多发展中国家为抵御战争带来的重大财政冲击，向欧洲信贷机构寻求主权贷款。这种对外部公共财政的依赖虽为新兴国家提供了突破增长壁垒的无限机遇，却也使统治者得以绕开制度构建与政治发展的关键阶段。作者通过对18161913年间海外信贷扩张的考证，以及18162005年间国家税收表现的量化分析，阐述在国家发展早期获得外部融资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为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家建构的复杂博弈提供了理论框架。

中文版序
全球化常常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但国际经济一体化中有一个关键却常被忽视的维度，那就是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主权债务。公共财政的第一次全球化始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距今已有二百年多年历史。在这一首轮周期（18161913年）中，西方国家将工业革命所积累的私人资本盈余再投资于全球南方新兴国家的主权债务其中也包括晚清中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轮国际资本流动戛然而止，并在此后数十年间处于较为有限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投资才得以重新启动。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已跻身全球最大对外投资国之列，实现了与百年前截然相反的历史性转变。
获得外部融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应对存亡性战争或提供诸如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然而，正如所有政策工具一样，外部借贷也伴随着权衡与取舍。外部资本的便利获取，可能会对国内政治精英形成逆向激励机制。外部融资能够延缓甚至规避加征国内税收，从而可能削弱加强财政能力建设的动机，并弱化通常由征税带来的政治问责。在制度不健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境下，这些机制可能会破坏公共财政稳定，并增加主权违约的风险。在第一次公共财政全球化浪潮中，欧洲债权人通过在合同中嵌入部分条款来应对这些风险，这些条款允许他们在借款国违约时，扣押该国的国有资产并接管其税务机构的部分职能。一旦这些条款被触发，便会进一步削弱借款国的行政能力，使其陷入债务陷阱和政治危机之中。
本书通过定量分析和历史案例研究（包括晚清中国的案例），详细阐述了外部借贷管理不善和债权人强势介入带来的风险。1911年，在陷入财政困境之际，晚清政府将海关收入控制权割让给了外国债权人，使得海关总税务司署（Maritime Customs Service）事实上沦为欧洲债权人的债务收缴机构。时至今日，局面已截然不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通过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在全球金融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书旨在拓展新兴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时参与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支的对话与回应。希望本书能够鼓励中国学者与学生更多采用跨学科方法，探索中国乃至全球现代制度的历史根源。
自2022 年英文版出版以来，本书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多项殊荣，包括美国政治学会政治经济学分会颁发的威廉赖克双年奖、美国政治学会国际合作分会最佳图书奖、耶鲁大学加迪斯史密斯国际图书奖（授予耶鲁大学终身教职教师的最佳首作奖）、乔治城大学莫塔拉国际研究中心勒普戈德国际关系最佳图书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三年期最佳图书奖。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将这项研究成果以中文形式与中国读者分享。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格致出版社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也离不开译者细致入微的斟酌与翻译，以及哈佛大学博士生刘恺潇的宝贵意见。在此，我向他们，以及所有中国读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迪达克克拉尔特
2025年6月于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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