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即誌墓之物、誌墓之文，最基本的作用爲標記誌主身份、記録卒葬時地，以供生人識認。其初始或僅爲一磚一瓦，後爲圭首小碑立於墓中，又變爲方形而平放於棺槨之前。作爲誌墓之文，其體式也隨時代風氣而變，總的趨勢是愈演愈繁，成爲一種高度程式化的應用之文，雖略有變化而愈趨於固定。作爲中國古代喪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納銘墓中的傳統綿歷千年而不輟，因而墓誌的存世數量也就特别巨大，這其中又以唐代墓誌爲最多。在這一時期，無論是王公貴族、文官武將，還是婦孺老幼、僧尼道冠，幾乎葬必有銘。這些墓誌爲我們瞭解唐代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獨特視角與諸多細節，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宋代金石學興起，學者很早便注意搜羅與整理前代石刻，也時常據以考證經史、討論文章，然其所論多是地上石刻，論及墓誌也多是根據前代總集、别集録存傳世者，蓋因墓誌埋於地下，在當時不易得見。這種情形直至清代都未有大的改觀。20世紀初，因盗墓活動猖獗，洛陽邙山一帶出土了大量墓誌，當時學者如羅振玉等四處訪求，輯録成書，而酷愛金石的有識之士如于右任、張鈁、李根源等也大力購藏。因時局動蕩不安，這些墓誌的保存、傳布多賴私人藏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着基礎建設以及文物考古事業的飛速發展，又陸續有大量新誌不斷問世，且因時代進步，墓誌的整理與刊布更加方便，對於學者而言更爲易得，因而引起廣泛關注，研究熱潮日益高漲。
新材料在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給學者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墓誌的出土、收藏、刊布皆較爲分散，如何全面系統地掌握新出墓誌的整體情況，成爲學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大體而言，新出土唐五代墓誌的數量當在15000方以上，想要在這些數量龐大、分散各處的墓誌中快速、準確地查找某人、某誌，殊非易事。當然，這其中難易程度又有所不同。20世紀以前刊布的唐代墓誌有5000多方，拓片較爲集中地收録在少數幾種彙編中，更有周紹良、趙超兩位先生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以下簡稱《彙編》《續集》）彙纂這些墓誌的録文，且附録人名索引。因此，就這部分墓誌而言，無論是查找人物，還是大量閲讀，都有着較爲便利的條件。但在周、趙二書出版以後的20多年間，又有數以千計的唐代墓誌問世，其數量接近此前出土墓誌的兩倍，且分散在數百種圖書、刊物之中，相當數量的墓誌僅有拓片而無録文，想要充分利用這些材料，其難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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