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成名到宦海沉浮，从京城庙堂到黄州赤壁，这本书将带你穿越千年，见证苏东坡如何在乌台诗案的阴影中挣扎，在元祐更化的浪潮中浮沉，在天涯海角的流放中与命运和解。
嘉祐二年，一场决定无数士子命运的科举考试拉开帷幕，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知贡举，肩负着端正文风的重任。考试期间，欧阳修被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深吸引，他惊叹于文中的观点和文风，认为此文作者定是可造之材，甚至猜测可能是自己的门生曾巩，为避嫌将其列为第二。然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疑问萦绕在欧阳修心头。
放榜后，苏东坡在众人面前崭露头角，他与章惇、吕惠卿等新科进士结识，在大相国寺题名时，因不拘小节的行为引发众人议论，其洒脱率性的性格展露无遗。此时，他的人生才刚刚起步，他在京城的生活充满未知。他能否得到欧阳修的进一步赏识？在未来的仕途上又会遭遇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他与王安石等人的初次见面，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苏东坡》以历史小说之笔，围绕苏东坡的生平展开叙述，展现了他的成长、仕途经历、情感生活以及与时代的纠葛，生动地呈现出苏东坡的人物形象和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风貌。
▍反英雄叙事，解构完美东坡
拒绝心灵鸡汤式解读，聚焦苏轼的话痨体质政治天真与宦海迷茫，如乌台诗案中他因直言被贬，却仍在黄州种地时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展现脆弱与坚韧的矛盾统一。
▍官场生态全景还原
从嘉祐二年科举到元祐党争，细腻呈现宋代科举制度、文人交游与党争内幕。如大相国寺题名时苏轼的不拘小节，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政见交锋，还原天才在朝堂身如浮萍的真实处境。
▍学者型作家深耕宋史
作者郭宝平以还原历史现场为原则，考据宋代官场礼仪、文人雅集细节（如科举流程、饮食文化），在史料与想象间平衡，中国作协书记邱华栋评价：让远去的人物熠熠生辉。
▍精装典藏与情感共鸣
全二册精装设计，设计师把《赤壁赋》的DNA结合在外封里，泼墨元素搭配蜉蝣、荔枝图案，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还没翻开就已经感受到了苏轼波澜起伏的一生！内封简洁大气，采用竹杖元素，东坡虽未现身，精神却已经呈现出来。
拆下护封摊开，就是一张可收藏的《苏东坡生平大事记》。一张图捋清东坡坎坷一生，辅助读者理清东坡起起伏伏伏伏伏伏的一生，看完就懂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有多难。
有人说，中国的读书人，多半会在不同境况下与苏东坡相遇。此话绝不夸张。只不过，人们遇到的苏东坡，与历史上真实的苏东坡是不是同一个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林语堂认为苏东坡是天生的乐天派；李泽厚却说苏东坡是悲观厌世者。可想而知，李泽厚先生心目中的苏东坡，绝不是林语堂《苏东坡传》里描写的那个苏东坡。不妨说，文学家笔下的苏东坡，未免过于浪漫，欠缺了真实性；历史学家笔下的苏东坡，未免过于单调，欠缺了生动性。那么，历史上的苏东坡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能不能描绘出一个既真实又生动的苏东坡？这是我下决心创作这部历史小说的动因。
有学者在评价我的历史小说创作时说：郭宝平的作品是非虚构的写作，他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历史的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勾
连起来。我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但让历史小说兼具文学家和史学家之长而又力避二者之短，确实是我努力的方向。这部《苏东坡》，便是力图拨开历史迷雾，重回现场，将一个真实丰富、生动鲜活的苏东坡呈现给读者。为此，我投入不少精力进行考证，以确保人物、事件、场景乃至细节的真实性。对历史留白处，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人物性格等作出推理。比如，苏东坡是何时纳朝云为妾的？王闰之去世后，因何不把她娶为正妻？这样的细节，史家可以一笔带过甚或忽略；但作为小说却不能回避。朝云入苏门时虚龄十二，应该是以私人歌姬身份进入苏家的。虽有记载说苏东坡当时便纳她为妾，但我推测，他们关系的变化是在黄州。依据有三：一是他刚买朝云时写词说：且更从容等待他。二是他在黄州写诗说：幽人自恨探春迟。三是朝云在黄州怀孕生子。而根据当时的婚姻制度，宋朝士大夫普遍买歌姬，法律规定，歌姬生子后可升格为妾，但不得为正妻。再比如，第一章描写苏轼和章惇等人到酒楼饮酒，很容易让人以为是虚构，其实不然。这是根据苏东坡在黄州写给举子潘
大临的《蝶恋花》词，再结合当时优礼新科进士的规定及京城开封的时俗而写的。我举这两个例子，意在向读者表明，我写的虽是小说，但读者不必担心上戏说、凭空虚构之当；同时又避免大而化之，因忽略细节而缺乏丰富性和生动性。
我主张，历史小说应该以人性审视人物，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以这样的维度来写，才能使真实的苏东坡复活，也才能真正看出他的不平常之处、他的人生悲喜剧是如何酿成的、他如何实现对自我乃至时代的超越，进而了解苏东坡何以成为苏东坡。相信读者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不少在其他写苏东坡的书中看不到的内容，一定会对苏东坡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如此，苏东坡的作品与他在官场中的际遇密切相关，读者通过这部书，对苏东坡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宗旨及内涵等，也会有新的发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人已知的史事，当时身处其间的苏东坡未必同步知道。因此，我在叙事上没有采用惯常的全能视角，基本上是隐于苏东坡身边，跟随他的脚步、记录他的言行、探测他的内心世界，严格按照他的人生时间线加以记录，
再以小说笔法描述下来。借由记录官独特的穿透性眼光，带读者走进历史的纵深，目睹苏东坡的命运之轮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起落，与他一道体验一段特别的人生，感受他内在生命的丰富性，了解他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我深知，做这样一个记录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窃以为，能不能写出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让人耳目一新的苏东坡，端赖学养、经历和认知。
不熟悉当时的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乃至世道人心，很难精准把握人物。例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苏东坡在科举中高中进士第二，证据是主考官欧阳修把苏东坡的考卷置于第二。殊不知，宋朝考进士要考四场，外加殿试，苏东坡被置于第二的只是其中一场的试卷。如果苏东坡考第二，按照新科进士分配惯例，应该分配为某州通判，而不是县主簿。分配他做县主簿，说明苏东坡的名次很靠后。他为何不去赴任而是又报考制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弥补这个缺憾。制科优等分配上就相当于进士甲科。苏东坡中制科优等后，授大理评事的京官衔，出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按制，他还要再担任三年通判才有资格进朝廷、入馆阁；但当政的
韩琦、欧阳修赏识他，破格提拔，授予直史馆的馆职。宋朝官场，入馆阁是升任高官的前提。苏东坡仕途上高开低走，不是进士高中，而是中制科优等、破格入馆阁。不了解这些制度，很多事情就解释不通，也难以理解苏东坡的心态及他在王安石变法时的表现。再比如，苏东坡早年并不擅诗，以至于考进士时因作诗不合格拉低了总成绩。原因是自庆历新政改革科举，诗赋不再作为重点，考生势必根据高考的指挥棒转。但苏东坡进士及第后，赏识他的欧阳修、梅尧臣都是一流诗人，与他们交往，动辄要唱和诗作，他这才急起直追。不了解这些背景，就把握不准苏东坡的人生节奏，误以为他天生就是写诗高手，这就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了。
隔行如隔山虽是一句俗语，却道出了经历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所以，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和李一冰笔下的苏东坡，简直就判若两人。这与作者各自的经历有密切关系。须知，苏东坡真正的身份是官员，至死未变，即使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仍在京官序列，并按级别领取俸禄。官场中人的喜怒哀乐、微妙心理，非身在其中者，很难感同身受。历史小说需要描写人物心理，捕捉情
绪变化，没有类似经历，单靠想象力，很难理解并描述出他的真实心态。相应地，不了解他在官场上的经历，也很难精准把握他的作品内涵。
认知，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不跳出忠君和君子小人之辨的传统史观的窠臼，就走不出历史迷雾。当下有一种倾向，认为凡是苏东坡反对的或反对苏东坡的人，就是小人；凡是苏东坡反对的事，一定是坏事；苏东坡遭受排挤，一定是皇帝身边的小人所为。这就是囿于千百年来的传统史观得出的结论。苏东坡三十六七岁时为何屡屡写诗自称老人？是因为他比宋神宗大十多岁，彼此政见不合，觉得自己再无出头之日，常托事以讽；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极度兴奋。在当时，这是大逆不道的，言官以此攻击他，苏东坡当然不能承认。现在普遍的说法是神宗想重用苏东坡，却被身边的小人阻挠；苏东坡绝没有讥讽神宗，更没有为神宗之死而高兴。以此极力证明苏东坡有一颗耿耿忠君之心。殊不知，这恰恰贬低了苏东坡。其实他对君王和国家、君与臣的关系，做过深入思考，他的见解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今人应该抛弃陈旧的历史观，用现代眼光重新审视苏东坡，发掘其永不磨没的价值。
可见，学养、经历、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者笔下的苏东坡是不是真实可信。所幸的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七年，研修中国政治制度史，对宋朝的典章制度和历史背景相对熟悉，又写过《范仲淹》等以宋朝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两部。我又曾在部委机关工作数十年，五十岁出头主动辞官写作，以圆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我出生在汴京开封，自觉身上有些宋人遗风，不自量力地生出塑造真实、鲜活的范仲淹、苏东坡舍我其谁的野心。虽是不自量力，但我做到了尽心尽力，希望对得起苏东坡、王安石乃至书中写到的每一个人，也对得起今天的读者。
要全面了解苏东坡，既要用现代价值观去审视他，同时又要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他和他同时代人的具体处境。苏东坡受益于时代，又受制于时代，集官人、幽人、野人、哲人、仙人于一身，但绝不是完人。可以说，他的人生悲喜剧，一半是时代铸就，一半是他自身造成。苏东坡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只负责尽可能全面、如实地展示出来。看了此书，读者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偏好，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许，任何一个人，从我描写的苏东坡身上，都能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兴奋点。
我希望这部历史小说，无论是历史性、文学性还是价值观，都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至于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就交给时间和读者去评判吧！
作者识，2024年7月9日，于北京大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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