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与唐代政治_孟彦宏_978755064607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是理解唐代政治的一把秘钥，聚焦安史之乱至元和平定淮西、淄青约六十五年的关键时段，以藩镇问题为线索，对府兵制向节度使兵制的演变、河朔三镇的自治及其与中央的博弈、中央对河朔化藩镇的控制，以及宦官统领神策军的制度化等进行了深入和创新性的探究，勾勒出李唐王朝从动荡到秩序重建的曲折历程，为读者理解唐后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复杂互动，以及传统帝国面对剧烈动荡如何维系与修复秩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启发。

唐代的藩镇问题，无论是就唐史而言，还是就唐史的研究史而言，都是一个老问题。就研究而言，似乎没有哪个问题、哪个观点或哪个提法，是完全没有人说过的；区别，大概是从哪个角度、用什么事例或史事，用什么逻辑、怎样勾勒线索，如何进行解说。解说，其实就是如何认识、如何叙述。

因此，我想简单地交代一下本书各篇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其实也是我对唐代藩镇问题的认识逻辑，权作引言。至于学术史的回顾，在书中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具体来谈，不在此费词。

从兵制演变的角度来看，藩镇是随着府兵制的被废弃而出现的。最初，它只是取代府兵制而逐渐建立的一种新兵制节度使兵制，后来则演变成有固定防区、进而又成为统管属州（郡）的具有行政区划功能的实体。

军队长期驻防于一地，且军属可以随军，产生地著乃至地方化的倾向，几乎无法避免；安史之乱的发生，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并进而形成了一股特殊的社会政治集团地方军人集团。变化的起因，是府兵不适应新的边防形势的要求，官府不得不对兵制进行变革，但这个变革的过程，并不是预先设计好了方案，照着顶层设计来进行，而是为适应形势、应对问题而一步一步变化的，结果更不是在改变的过程中便已预料到了的。

安史之乱的发生，从安禄山久任的角度来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从兵制演变和当时社会政治的情况来看，这又是一个偶发事件。这一偶发事件一旦发生，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首先，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战争的胶着，以及为平定叛乱而组建的藩镇及其力量的增强，使其中一些藩镇对朝廷表现出了游离、跋扈乃至自立的倾向。如果不能及时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李唐的一统政治局面就可能崩溃；而要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就必须平定安史之乱，至少要尽快结束与安史的长期征战。事实上，李唐王朝未能彻底平定这场叛乱，而是以河朔故事为前提，结束了双方公开的军事对抗安史余部在其控制区内自行任命官吏、不上缴赋税，对朝廷是一种割据或半割据的状态，是高度自治。

河朔的割据，使中央不得不在其周边屯驻重兵，以遏制其扩张。这批藩镇是在与安史的作战中组建、发展、壮大的。他们在成立伊始就是以地方军队的面貌出现的，加之地处河朔周围，这些地方军人集团对河朔故事耳濡目染，颇欲效法，从而产生了河朔化的倾向。他们所追求的河朔化已不再是安史之乱结束时的所谓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而是地方军人集团对地方政事的介入、干预乃至控制；他们要建立的是军政府，要实行的是军人政治，并享受其特权。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讨论唐后期淄青、淮西、汴宋、泽潞、徐州的河朔化的。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藩镇出现的所谓骄兵问题。

面对这一未曾遇到过的局面，如何控制藩镇，便成为朝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朝廷如果能有效控制藩镇，藩镇就能为朝廷所用，藩卫朝廷；否则，它就会游离甚至跋扈于朝廷。

朝廷经过几次与藩镇的对抗，特别是德宗用兵河北的失败，逐渐形成和明确了要对藩镇进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即放弃河北、控制其余。河朔也在与朝廷的对抗过程中，找到了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与朝廷之间的政治、军事平衡点。

从纵向来说，通过近六十年的努力，到宪宗末年，朝廷终于控制了河朔之外的、一度曾公开与中央对抗的藩镇。这一局面基本维持到黄巢事变前。从动荡到稳定，就是探究这六十年的藩镇格局如何从安史之乱引发的动荡，到最大限度地重新恢复秩序。

代宗的当务之急，是在安史之乱后把形势稳定下来。德宗即位，则在代宗朝形势已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征讨，解决河北的问题。但在建中年间用兵河北失败并引发局势动荡，而朝廷又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予以平定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种柔性的政治控制方式，这就是德宗对藩镇的所谓姑息。德宗朝如不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也许就没有机会让宪宗平定淮西和淄青。

宪宗上台后，经过小心的试探，在平定西川、夏绥、镇海，特别是顺利平定西川刘闢后，朝廷终于走出了德宗建中用兵失败的阴霾，恢复了对藩镇加强控制的信心。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关系，是种博弈，是在不断的试探、拉扯中逐渐变化的，并不是天纵英主，宪宗一上台就扭转姑息、单方面收紧政策、提高藩镇的忠诚门槛，进而实现了中兴。这期间，宪宗也曾几次用兵河北，但都无疾而终，河北仍然不可能得到解决；实现对淮西、淄青的平定，正是以执行放弃河北的藩镇政策为前提的。淄青的解决，更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致，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其时魏博田弘正对朝廷的认同与配合。经过代、德、宪三朝，实现了从动荡到稳定，这并不存在一个陡然的政策转向。

从横向来说，平定淮西、淄青之后，除河北之外，不再有能与朝廷公然进行对抗的藩镇。至此，我们说，唐朝藩镇格局基本稳定了；也可以说，藩镇问题基本解决了河朔三镇，在朝廷看来，已不属于问题的范畴了。

军队地方化，以及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所组建的都是地方军队，使朝廷不得不组建一支自己可以独立指挥的中央军队，神策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一支地方军队而实现中央化的。但神策军需要有相当的人员数量和军事实力，才能在朝廷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才能收到威慑或遏制藩镇之效。这就使神策军不能再像从前的禁卫亲军那样，只驻守京师或皇城，只承担保卫京城和皇宫的任务。于是，神策军有相当的规模，部署在京师周边；驻守在地方，却又要避免前此已出现的军队地方化倾向，使之永葆中央军的性质，成为一道难题。经过反复，终于确立了由宦官来统领这支军队的制度。换言之，把这支重新组建的中央军队交由宦官统领，就是为了避免它的地方化，防止它变为地方部队。

军队地方化或地方藩镇军队的发展，形成了地方军人集团这一新兴政治势力。他们力图建立军政府，实现军人政治，保障其特权。他们希望把节度使变成自己的代言人。他们的势力越强，节度使代言人的色彩就越浓，逐杀节帅、拥立节帅的兵变就越频繁。节度使要实现对藩镇军队的控制，至少要保证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就需要遏制地方军人势力的过分膨胀，于是我们看到了军人势力较强的藩镇，一再发生节度使借机诛杀、驱逐跋扈骄兵的事件。这就形成了朝廷节度使军人集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宦官充任的藩镇监军的作用，或隐或现，非常微妙。监军代表的，不是以宰相为主的中央朝廷（政府），而是皇帝。他的职责或作用，监督节度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其实是代表皇帝，直接与军人进行沟通。或者说，是军人希望通过监军，直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可以说，任命宦官为藩镇监军，是顺应或因应朝廷节度使军人集团这一新的权力关系或结构而出现的。

同时，藩镇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军人政治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映射到朝廷所组建的这支中央直属部队神策军身上。唐后期掌握这支军队的宦官介入甚至把持了皇位继承，就是军人政治在朝廷的表现。这支部队如果由军将统领，必然出现改朝换代。这是要将这支军队最终制度性地交由宦官统领的另一个原因。

从控制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藩镇军力强，可为其跋扈提供武力基础；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藩镇实力必须得到充实和加强，朝廷才能使之发挥作为军队的作用。分布于河北周围、运河沿线的拥兵藩镇，就是这样的性质。这些藩镇一旦失控，就阻断了东南地区与中央的联结，不仅东南地区的财赋不能运至长安，使长安失去了财力基础，而且东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闭境自守，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央朝廷对全国的失控。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藩镇出现了河朔化的倾向，中央对他们的控制成为现实的需要如果中央不加强控制，他们就会摆脱中央，实现河朔化。于是，我们看到，朝廷在不同的形势下，根据不同的情况，通过军事打击、政治控制等手段，不断加强对它们的控制，遏制其河朔化；这些藩镇内部的节度使与以牙兵为代表的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中央增强控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就控制方式而言，对河北三镇，是军事遏制；对河北周围及运河沿线藩镇，是军事控制；对江淮则是政治控制。当然，从横向看，并不是每一地区都存在所谓控制问题，也就不存在刻意的所谓控制方式；从纵向看，控制及控制方式，也是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宪宗平定淮西、淄青之后的六十年，江淮地区就基本不再存在所谓控制问题，朝廷也没有再刻意去控制。

除了为明了藩镇起源而讨论唐前期的兵制演变以外，本书讨论的，主要是从安史之乱至元和平定淮西、淄青这大约六十五年的藩镇问题，即李唐王朝如何从动荡走向秩序恢复。希望这本小书能有助于读者对唐代的藩镇概貌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