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政治史_刘新成,沈汉_9787100251457

本书在大量史料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对英国议会政治制度史的见解。在古代氏族民主制对议会形成的影响、都铎绝对主义的特征、近代英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过程、分权和权力中心的转移、近代政治权利和社会阶级等问题上提出了创建性的研究结论。本书尤其阐述了近现代英国议会政治制度在和平时期的活动，在表面上以社会所有公民的代表者的身份管理、干预和控制社会生活。这种姿态辅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施，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能够取得表面上的合法性。

序　一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前主席）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收入这本文集的沈汉教授的论文的英文摘要，但是要对他关于英国历史发展，特别是农业领域发展的论文做出评述，我感到踌躇，因为我对关于这个题目大量的论辩的著述只有有限的知识。但是，指导他对英国经济和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做出分析的理论假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和经济作用的概念出发，但是随后把它们置于细致的考察和修正之中。诚然，存在着一种朝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极为复杂。强调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是沈汉进行历史洞察的核心。沈汉告诫我们，无法把封建主义视为清晰界定的类型，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二者本质上都是等级制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使得经济身份在构成社会结构时只具有较小的意义，他写道：在封建等级制社会中，社会集团并不是按照经济来划分的。他指出，相反，在近代社会的社会分层中，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并不是起着排斥其他一切的作用。其他的事实如文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封建中世纪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重叠。资本主义从中起源的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多维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样也是多维度的。中世纪的经济不完全是封建经济，同样，19 世纪英国经济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甚至被马克思当作一种类型，当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比许多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更了解，还存在着不符合这种类型的其他方面。这样，在工业社会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概念就不能不只是相对的了。这样，就假定在19 世纪资本主义的英国，在农村从家庭农场主到资本主义农场主之间存在一个谱系；在工业部门，从小作坊主到大工业家之间也存在一个谱系。这样，在历史发展阶段或社会诸阶级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如沈汉所说，总是存在着一个复杂的过渡带。他的社会和历史的概念接近于E. P. 汤普森对英国社会的探讨，后者不是把大工人阶级主要看作经济力量所形成的，尽管这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在进入近代工业社会时，深深地植根于过去的意识参与了构造这个世界，而不完全由这个世界来构造。此外，和汤普森一样，沈汉在描绘世界发展时，并不像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公式化表述，而是在写一部特性化的英国史，而且甚至把这部历史看作是极为复杂的和多维度的。他这样强调，他所说的历史主体处于特别的时间和地点环境的影响下。这样，我们必须谨慎地用形态学的手段探讨历史。因此，他在论及历史形态的单个形式时，认为它是以个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沈汉这样就把必要的对社会和经济史的类型学描述与对历史复杂性的了解结合起来，同时注意到了类型学的局限性。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无法阅读由中文撰写的这些论文。它们也应当为英语读者公众所知。它们提供了如何探讨历史的重要思想。

2012 年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序　二

陈崇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沈汉教授的多卷本史学文集，我认为这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世界史学界也是一件好事，值得庆贺。

读了沈汉教授的著作，有几点特别值得一谈。

首先，著作等身，成果斐然。

三十余年来，沈汉教授已写出的著作有十七部。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史》《世界史的结构和形式》《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 世纪》《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形态学的考察》《英国土地制度史》《英国宪章运动史》《非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组织的系谱》《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兴起》《中西近代思想形成的比较研究结构发生学的考察》等。此外，他还有译著五部，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共有的习惯》《近代国家的形成社会学导论》等。著译作已有好几百万字。

我是搞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过来人，深知在世界史领域能写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谈何容易。有的学者一辈子能写一两本就算不错了。而像沈汉教授这样著作等身的确实不多，使我十分感叹。

沈汉教授的著作每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为写《英国土地制度史》一书，他曾多次到英国访问研究，尤其在雷丁大学乡村史中心和东盎格利亚大学历史学院做了半年研究，是在搜集和参考了18世纪英国各郡农业调查报告、英国农业渔业部出版的《1866 至1966年大不列颠一个世纪的农业统计》等原始资料和数百种研究专著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比如写《资本主义史》及《非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组织的系谱》，都引用了数百种外文资料。他的著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善于吸收，锐意进取。

与某些见洋不食、故步自封、孤陋寡闻的史学家不一样，沈汉教授善于引进并吸收外国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融会贯通，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鲜血液。如他对E. P. 汤普逊、布罗代尔、勒高夫、拉布鲁斯、波朗查斯、密里本德等情有独钟。对国外诸多流派，如形态学、结构学、计量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加以有舍取的吸收，使其为己所用。他在吸收外来各学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时，绝不囫囵吞枣、全盘照搬，而是经过自己消化，去伪存真，扬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他对某些权威学者的学术观点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大胆挑战和质疑。如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托马斯17 世纪英国已经确立了土地绝对产权制度的观点、勒高夫关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分类方法、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性，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论点等都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很值得赞扬的研究精神和态度。正因为如此，他所写的著作给人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印象。

第三，把理论、史料、现实三者融为一体。

在我看来，史学研究中只有把理论、史料、现实三者密切结合，才能写出较好的著作，攀登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就等于是无米之炊；但如果没有理论也等于一个人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如果没有现实感，史学研究也会失去价值和活力。从沈汉教授的著作来看，他能把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犹如一位有经验的交响乐团的指挥，驾驭自如，游刃有余。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兴起》一书中，他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包含的理论范畴做出阐述，这为未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理论启示，从而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有活力的更高阶段。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从沈汉教授著述的内容和学术历程来看，他所走的是一条甘愿坐冷板凳、孜孜于埋头做学问的学术道路。沈汉教授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多有分量的作品，固然是他的天赋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所致。

商务印书馆决定给沈汉教授出版文集，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史学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们世界史学界同仁的莫大鼓舞和鞭策！

2018 年2 月25 日

致　谢

回首一顾，治史已四十载。教学之余，游走于英、法、德、奥、意、比、美诸国，结交友人，搜集历史资料，借火铸剑。时至今日，涉猎之英国宪章运动、英国议会政治史、西方国家制度史、西方社会结构史、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研究、英国土地制度史、20世纪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史、资本主义史、英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资本主义时代农业经济组织研究、中西近代思想形成比较研究诸题均已完成，此外有译著几种出版，可聊以自慰。

新世纪某一年我在意大利都灵逗留时，东比埃蒙特大学埃多阿多·托塔鲁鲁教授（Professor Edoardo Tortaloro）某一日突然问起我为何不著一自传？友人之语醍醐灌顶，自己方才醒悟，埋头笔耕，不觉岁月已经流逝，已到了对自己以往的文字和思想做一整理的时候。遂有了汇编出版著述之替代计划。

《沈汉集》出版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先生的鼎力支持。著名国际史学理论家、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前主席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教授（Professor Georg Iggers）为我忘年之交，知我甚深，在90 岁高龄时允诺为我的著作集作序，我遂将各书提要寄去，不想他突染沉疴，骤然仙逝。现在只好将格奥尔格之前为我的自选论文集《世界史的结构和形式》题序转印于此，作一替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世界史著名学者陈崇武教授在86 岁耄耋之年欣然应邀为《沈汉集》作序。《沈汉集》的出版得到教yu部创建双一流大学基金和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资助。

《沈汉集》出版，实为一介书生之幸事。上下求索间得到众多基金会资助和友人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沈　汉

2021 年7 月

前言

英国的议会制度源远流长，历经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不仅对英国，而且对世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英国议会政治史历来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19 世纪以来西方关于英国议会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多出自资产阶级学者之手。这些学者在研究制度演变、宪法理论和议员传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在对国家制度发展动因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作解释时却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而我国的学者则迄今尚未就该课题写出自己的专著。我们作此尝试的目的正是为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

本书以 13 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议会史为主线，兼顾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政党体制的沿革，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学的方法阐释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过程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英国议会制度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体保持一致，然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趋势却是通过政治制度演变发展的无数偶然性汇集而成的。过去我们对政治领域发展本身研究极少。因此，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在说明政治制度发展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而是侧重揭示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特征。英国政治制度史固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受到下层劳动群众阶级斗争的影响，但这种政治制度主要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领域主要是有产阶级各派别争夺的战场。为揭示其内在的奥秘，本书根据政治学的方法，没有着力叙述下层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而侧重于理清有产阶级角逐斗争中各党派和派别的分野及其政治斗争。这绝不意味着只有政治角逐而无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否定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政治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不仅采用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大量地使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和文化学研究方法。

本书努力从各个侧面对英国议会政治史进行研究。我们不仅注意研究政治的运动过程即政治的历史，而且注意研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同时我们还注意研究若干政治形态形成中的特征和变化。我们希望通过对政治过程、政治形态和政治关系的三维研究，使这部英国议会政治史具有一定深度和富有立体感。

英国议会制度绵延数百年，跨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它既表现出差异性，又具有某种连续性。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国家制度包括机构设置、职能发挥和阶级属性三个因素，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社会形态变化以后，国家制度的阶级内涵和反映的经济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的某些外部特征却能延续下来。许多法律并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失效。因此，对英国议会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应当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对政治形态的研究应当贯穿历史过程论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阶级、国家等诸种政治形态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例如他们说过：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对于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也视之为一个逐步发展、形成和成熟的过程，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过程理论，并注意到西方学者对国家史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把英国近代国家的确立仅仅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产物的论点是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英国近代国家的建立过程始于都铎王朝君主专制时期，经过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摧枯拉朽，至工业革命后期又受到改造后，方才最终完成，到 19 世纪中期它在机构和职能方面得到完善。

尽管本书没有更多的篇幅评述作为政治史基础的英国社会经济史，但我们仍表示了和结构主义那种机械观念不同的看法。在英国1618 世纪这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不是以突变的方式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所取代，而是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过渡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既不同于典型的封建社会的结构，也还没有演进到成熟的三大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社会等级层次繁多、相互间界限不清、彼此交错混杂的具有模糊性的画面。过渡时期的国家也相应地具有非典型性的特征。

几乎任何一种政治机构或惯例的演变都经过很长时期才逐步确定下来，它比通俗著作介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内阁制的形成就是这样。英国两党制的演变则是另一个典型。我们在遇到这类情况时努力尊重历史的真实，揭示其发展的真实情况，而不裹随俗论。

阶级和政权的关系是英国议会政治史的又一重要研究课题。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 a，这是英国国家史的一个突出现象，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后期，贵族对新兴商人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所致。正因为如此，在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很久，当资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时，它甘愿在国家政权保障其经济利益的条件下，暂时放弃参政要求，而由地主在国家机构中代表它的利益。这种政治权力和阶级的错位，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后半叶。

英国议会政治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研究课题，就是当今的英国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某些阶段如早期议会史的若干问题尚未解决。本书对中世纪议会的政治基础、都铎王朝的绝对主义国家和政府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念的思想起源、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国家政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分权不均衡和近代行政权逐步强化的趋势、两党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普选制和政治民主化以及政治文化场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我们希望这些理论问题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和讨论。由于国内资料的匮乏，对该课题系统研究者不多，本书篇幅亦有限，故不可能在书中详细解决英国议会史的所有问题。对于若干或有争议而我们又无法得出更明确结论的问题，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首先陈述清楚史实，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评述，不草率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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