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钟摆火与风丛书当当自营正版书_李菁_9787532799336

本书是作者对海外尤其是美国汉学家的记叙和访谈，其中有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伊沛霞、柯文、裴宜理等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总结，又有对许倬云先生的访谈，还有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以中国视野看全球史的叙述。
书中的每一位几乎都是代表这个领域最高水准的学界大家和学术精英，作者在与他们面对面对话的过程中，回顾其人生轨迹，梳理其思想脉络，令其对自己最精华的思想观点做充分的表达，同时兼顾大众的兴趣与关切。至于费正清先生，因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特珠贡献，作者也基于大量史料和文献为其画像。
对于我们厘清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史及中国现象，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本书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学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详尽客观准确地描述中国。……我相信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能够为世界做出很大贡献。即使一些人并不希望听到真相。傅高义

……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做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那是媒体或者政治家去做的事。我们历史学家……就实事求是地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周锡瑞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理解现代中国。伊沛霞

好的历史学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鹦鹉学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中国认识，让他们笔下的中国史呈现出缤纷色彩，所以，他们才有被访谈或者被记录的价值。葛兆光

【前言/序言】：
推荐序
把学者的所思所想，传递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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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在撒马尔罕旅途中给我写信，让我给她的新书写一篇序文。我其实很犹豫，因为她对我的采访录也收在这本书里，这让我很难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过，看了书的部分内容之后，我又有些释然，因为除了较早过世的费正清，我和书中涉及的学者多少都有或近或远的交道。我和傅高义先生见过两面，特别在上海还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和周锡瑞先生不仅很早就在北京见过面，他还在英文刊物上为我的《何为中国》英译本写过书评。我也给柯文先生的自传《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中文版写过推荐词，说他能在几部著作中多方面为学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沛霞教授呢，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就给她的《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译本写过评论，说它不仅扩充了历史记述的空间，也增添了历史阅读的兴趣。我与许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了，特别是十年前，他特意通过视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我的《宅兹中国》一书举办的讨论会上讲话，此后不久我也应邀给他的《华夏论述》写过解说。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曾两度是她担任主任的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访学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坎布里奇一家餐厅共进午餐时的谈话，她说到在安源和萍乡调查之难，这让我非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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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的这本书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色彩不同，风格各异，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和研究的问题也彼此参差。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
在李菁的书中，你可以看到费正清凭借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他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成为一种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而柯文则恰恰从批判费正清这一模式开始，用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把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向掉了一个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这个最高层的人物来理解当代中国，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训练曾经是他的一个知识背景。同样研究当代中国，裴宜理则更关注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伊沛霞是古代中国史专家，她的《天下一人宋徽宗传》《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和早期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是从女性、皇帝、贵族等不同层面，即书中所说的于历史细微处来理解传统中国的。同样从社会阶层和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历史，周锡瑞却是从义和团、辛亥革命，甚至一个叶姓家族的历史来观察近代中国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必须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为每个人的命运轨迹，背后都是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许倬云先生的专长在先秦社会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都是经典著作，最近他在美国看中国，又写了好些观察大历史的著作，他自己说，他是从制度史转变到社会经济史、转变到文化史、转变成大历史。而我呢，当然也喜欢中国大历史，不过和许先生不一样，我不仅是从思想、宗教和文化史进入大历史的，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看中国史，也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
虽然历史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但历史学者总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看到不同的历史因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分析立场。每一个历史学者都试图呈现自己的特别看法。在这本书有关费正清的那篇里，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触，这就是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好的历史学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鹦鹉学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中国认识，让他们笔下的中国史呈现出缤纷色彩，所以，他们才有被访谈或者被记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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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被访谈或者被记录，看上去这些历史学者是主角，实际上提问、观察和记叙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接受过不少采访，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一个好的提问者或记录者，其问题和观察不仅可以让受访者愿意讲述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感想，也许，还可以激活受访者新的思考、新的联想，甚至产生新的观点，更能让读者从读其书到知其人，洞察他们所处的时代。
李菁的访谈和叙述都很用心。在这部书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别讲述的一些关键的点，以及一些有趣的事。这些点有的涉及学术大势，这些事有的则关系到学者本人。比如，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的东亚区域研究，对美国获得更全球化、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对外交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有关大历史的点；而60年代的社会思潮影响周锡瑞走向社会史，则是因为我们对外交事务、国家领袖和知识精英等已经没有研究兴趣了，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人民，这是关于学者的事。又如，在伊沛霞最初进入中国学领域的时候，为什么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又译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事关重大？这应该也是美国的中国学史中一个有趣关节。再比如，成书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顾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仍然觉得书名起得恰到好处，为什么？他说是因为这是对黑格尔中国没有历史的观点最机智的反驳。这话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这一学术观念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李菁的记录中也提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经在中国传教、任教，都会说中国话，但她年少时从未记得父母用中文交流过，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这真是有趣的事。
历史学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事的是历史知识的开掘与积累，具体说，是有关东亚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好的学者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我特别感动于书中柯文讲的那个故事。他说，费正清在60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
我想，李菁这本记录学者的书，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学者的所思所想，传递给别人。
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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