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约翰勒卡雷作品谍战小说的究极形态当当自营正版书_约翰·勒卡雷_9787532798094

★英国国宝级文学大师永恒人性的书写者约翰?勒卡雷经典代表作★以间谍小说跻身经典文学殿堂第一人深入间谍世界、洞悉人性幽微的典藏之作一具冰冷的尸体，躺在柏林墙脚下。利马斯明白他在东德一手经营起来的的谍网已彻底破裂。屈辱，挫败，颓唐，凄凉。不甘心就此失败的他，决定最后一搏，加入由英国情报机构策划的行动：深入东德，离间对手。然而，阴谋层层包裹着，一波紧似一波，让人猝不及防。他原本以为可以从寒冷中归来，却一脚踏进了刺骨的严冬……

后记
《柏林谍影》我的第三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基本上是秘密写作，躲在秘密世界的高墙之后，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也没有评论界的严肃评判。这本书上架之后，我安静、缓慢的成长之路，算是到了尽头，尽管我也曾努力挽回，比如和家人一起逃到一座遥远的希腊岛屿上。因此，《柏林谍影》是我纯真年代的最后一部作品，从此以后，我的各种实验，无论好坏，都只能在公众的目光下进行。此后多年，对出版界来说，已经没有勒卡雷的小书这回事了这种对事实的扭曲，任何称职的艺术家，都会既渴望又憎恶。
这本书是我在大约五个星期之内集中完成的。凌晨时分，我在英国大使馆为我在柯尼希斯温特租的房子里写；在大使馆的办公桌上利用零散时间写；甚至开车坐轮渡往返莱茵河上时，我也趴在汽车的方向盘上写。阿登纳总理气宇轩昂地前去上班途中，也要坐轮渡，有时我的车和他那辆巨大的装甲梅赛德斯（也许是奔驰？）就并排停着。到了大使馆办公室，我向大家报告总理在阅读什么报纸，大家便兴奋起来，使馆新闻部的人总是快速推断出哪位首席记者可能影响这位伟大人物的想法，不过我想恐怕谁也不会影响他，他早就过了受他人影响的阶段了。有时候我和他目光交接，偶尔我似乎觉得，他还在冲我微笑，我开的是一辆小希尔曼哈士奇，挂着外交牌照。不过，那时候他看上去已经像一位古老的红发印第安酋长，他的表情不会遵从凡夫俗子的规律。
让我不停地写下去的，当然是柏林墙。墙刚刚修建的时候，我曾从波恩专门飞过去看。我和大使馆一位同事一起去的，一帮被洗脑的小混蛋正守卫着克里姆林宫这座最新的堡垒。我们狠狠地瞪着他们那黄鼠狼一般的脸，这时同事告诉我，把脸上那坏笑的表情收回去。我没意识到自己在坏笑，遇到特别严肃的时刻，我脸上就会露出有些顽皮但没有恶意的笑容，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我眼前所见，没什么值得坏笑的，我内心中只有恐惧和憎恶，这正是我该有的情感：柏林墙是个终极剧场和终极符号，昭示着意识形态走火入魔后的丑恶。
我们太容易忘记那恐怖了。第一批障碍物建成的消息传来，工人们正在我柯尼希斯温特住所内粉刷餐厅的墙壁。他们是善良的德国人，安安静静地把刷子洗干净。他们又是爱家的好人，所以洗完刷子就回家了。大使馆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各种撤离方案。然而，如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你又能撤离到哪儿去呢？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过境点迅速成了尽人皆知的查理检查站，在一百码的公路上，美国和苏联阵营的坦克相互对峙，炮口对准了对方的塔楼。双方的坦克引擎不时相互嘶吼，据说是要让坦克热身，随时准备冲锋，实际上那不过是心理战，像大决战之前的拳击手。墙的另一侧，英国、美国、法国、西德的情报机构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据我所知，谁都没能预料到这一事件，现在他们必须承认失败的后果。反正其中不少人很可能也另有所图。其他人一律被称为留守特工，此后只能通过隐藏的电台和预先设定好的秘密书写系统进行交流，那正是为这种不时之需准备的。有了柏林墙，特工的行业会变得更加隐秘、危险，更加疑虑重重，当然也比以前更加拥挤。苏联特工现在困在西德的那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能猜测。不过，实际上他们当然不是真困住了，只是秘密工作的开展，越来越不方便。
而柏林墙，就一直立在那儿。不断加固、增高。周围设了雷区，泥土被清理得寸草不生，连兔子留下的爪印都清晰可循。偶尔有人从墙上爬过去，或者硬冲过去，或者从下面挖过去，或者将自己变成滑翔人，从墙头飞过去。那些勇敢的故事，自成一段漫长的历史，成功出逃的那些男男女女都是英雄，也许是因为他们人数实在太少，当然是因为他们都极为勇敢。今天阅读东德新闻之时，对柏林墙尚有记忆的人，当然会在少数人的英勇行动和多数人即将到来的解放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西方的舆论宣传是完全正确的。东德政权的确遭到它所统治的人民的憎恨。出逃者便是现在这支人数众多的大军的先锋队，针对东德领导层那些腐败权贵们的指控，结果证明，几乎每一例都有充分依据。也许这会让我的小说更令人悚然。
是什么促使我去写这本书呢？这个念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事隔多年，任何答案都可能有失偏颇。我知道，当时我对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都深感不满，正经受着极度的孤独和迷茫。那种孤独感和愤懑感，也许对亚历克·利马斯的塑造多少有些影响。我知道，那时候我渴望爱情，但我的过去、我的内敛，又让爱情无法企及。因此，小说中的铁丝网和各种阴谋，也许是我个人自由之路上重重障碍的体现。我长时间生活窘迫，我喝酒成瘾，我开始在最深的层面上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先拥抱一个机构，然后又拼命逃离这一熟悉的过程，当时正影响着我的婚姻和工作。看着柏林墙，就是看着挫败本身，它触发了我心中的某种愤怒，最终也会无意间进入小说。我敢肯定，当时的采访中，这些事我只字未提。也许那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间谍，也许我对自己不够了解，不明白讲述一个巧妙的故事，其实也是在我个人的混乱之中，创造出某种愤懑的秩序。
此后，我当然不会再以这种方式写作。有个阶段，大家说我是一本书主义，说《柏林谍影》是巨大的侥幸，后来的所有东西都是尾声。后面那本书《镜子战争》更接近真实，更贴近我所经历的痛苦，英国评论家们却说它没趣味、不真实。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任何善意的英国声音。
然而，《柏林谍影》受到了巨大的赞誉，我也为此受到了惩罚，而且我心里知道。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名声带来的各种孤僻症状，很多作家都经历过，尽管他们假装没有。我找了个聪明的新妻子，努力重新振作起来。我终究还是熬过来了。于是，写的作品不如人意，不能每次都用尽所有才能，不能看到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更大潜能，我都没了借口。
不过，我当然不会忘记，历史某个丑陋的片段与我绝望的内心偶然相逢，让我在六个星期内，写出了这本改变了我生活的小说。

约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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