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_晏辉著_9787208196285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从现象学的视角对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进行理论阐发，深入与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有关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为何所向和何所为进行元哲学奠基。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构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生成论意义上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类型学视域中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发展哲学视域中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道路。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论述，作者有力论证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伦理文明演进发展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实践方面达到的新高度。

导言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同等知性水平的范畴，二者作为把握我们的实际性、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容构成、发展逻辑、未来趋势的知性范畴，乃是一种对中国式现代化之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理论表达，是将人们的感受和体验、情感和意志、思考和判断概念化和观念化的过程，是基于经验的自然观点中经理论的自然观点而达于思想的自然观点的沉思过程，是被政治家和思想家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的当代生活世界。起始于15世纪下半叶的现代化运动，使西方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在原子主义思维、主客二分观念、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西方国家开启了全面的社会改造运动。然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以军事打击作基础、以政治统治为手段、以文化殖民为途径、以经济侵略为目的，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制造矛盾和冲突、产生严重不平等和不正义的过程。与西方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着、实现着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平等观念和平等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形态，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中华文明当代形态，不仅具有中国价值，更具有世界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新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多个重要场合被提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体表达、互为印证的理论和实践范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首次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放在一起加以强调。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两处谈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处是把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一处是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列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重要论述，阐述了现代化和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里谈到了制度关联、思想文化关联，由此使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通关系更具体化了。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其中多次谈到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概念和范畴，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人类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个体与类制造问题、认识问题、感悟问题，最后去解决的问题的过程，然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是一劳永逸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基础性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更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以创造用以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产品；人们用以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力、劳动资料以及劳动产品，构成了一个总体性概念，即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就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就是人类所有问题中的基础性问题。
被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可能直接确定其归属，直接进入消费领域，而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根据一定的分配原则将财富分配到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那里。这就产生了平等或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平等与不平等，往往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相等与不等。然而如果把等与不等的状况同相关于这种状态的人直接关联起来，那么就产生了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了。于是，便出现了两个或多个人之间在能力上、贡献上和所得上的比例关系这三个实项，由谁来确定分配原则？又由谁来执行分配原则？除了可数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之外，还有不可数的、权威性的、非物质化的财富的分配问题，如权力、资源、资本、身份、地位、机会、运气等等。在此一方面，个体与类在构成社会的过程中创造出了社会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和狭义的社会文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乃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专制的社会和民主的社会，在文明的程度上具有质的差别。如何建构一个能够充分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之价值原则的制度体系，乃是决定如何创造、分配和享用财富的根本性问题。
无论是创造生态文明、政治文明还是创造社会文明，其基础都是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精神文明既是能力论的始点又是目的论的始点。文明的本质乃是个体与类在科学文化方面的发展程度、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进化程度。由生态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文明体，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结构。
然而，如要进行一个终极性的追问，在所有的文明类型中，是否有一个核心性的要素，虽然它不是独立的文明类型，但却是所有文明类型的根基？回答一定是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流动的善，这个善本身以及由它创造出的各种善，就是伦理文明。将伦理文明作为文明体中的核心要素立为首要因素，加以强调，加以优先构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道德基础。如何创造丰富的器物文化、公正的制度文化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是实现个体与类之终极之善的全局性问题。
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在新质生产力的保证之下，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运动便被运行起来。然而它们都只是实现人类终极之善的手段和条件，人类所有活动的终极目标是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根本目的的整体性的好生活。当人类使自己成为欲求主体、思考主体和行动主体，其最终目的不是为着这些主体自身，而是以它们为基础，过一种有尊严的整体性的好生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认识能力、欲求能力、判断能力，理论理性、创智理性、实践理性，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它们之所以具有伦理性，乃是因为都是相关于个体与类之终极目的的，这就是追求和享用终极之善，并在这种享用中获得快乐和幸福的体验。人类的是、所是和应是，只有在终极之善的规定之下，才是可知的，可理解的，可实践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过往的和他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社会改革运动，它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为其进行伦理基础奠基的伦理范型，这就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的实际性，那么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就是这个实际性中的伦理精神。我们觉知着这种伦理精神，并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伦理精神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然而，这个伦理精神不是附身性、距身性、异质性的实体，毋宁说是具身性、属己性和由身性的精神系统；它不是可以随意拆分又随意合成的实体性存在，它就是我们的心智结构，是未发状态的德性，更是已发状态的德行。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作为现时代向我们发出的道德命令，实质上是这个现时代的逻各斯或道。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地、真实地将逻各斯或道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呢？起于经验的自然观点、中经理论的自然观点而达于思想的自然观点，是统觉和统握时代精神的根本方式，非典型地说，这是一个现象学的致思范式。
没有任何中国人可以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场域之外，也没有任何有坚实的内在根据和充足的外在理由，向他者发布道德命令。每个人都是立法者，更是遵守立法而行动的人；做一个正确的言说者、公正的旁观者和正当的行动者，是每一个人的义务。为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观念与行动提供正当性基础证明，是在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过程中，时代精神向每一个能思者提出的普遍性要求。
这就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一种现象学考察的全部含义。对这一含义阐释，固然需要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或是需要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范式，但它们似乎都不能呈现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原始发生过程及其自我演进的客观逻辑，能够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致思范式只能是现象学的，因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原始发生原本就具有现象学的性质。哲学与具有哲学性质的研究对象具有某种亲缘性和相似性，唯其如此，哲学应该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而不是随便的一个什么现象。当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被我们的理性想到并用语言说出时，它就成了可被我们所认知和实践的事情，然而这个因我们的思考和行动而成的事情，究竟何所向、何所为？这是需要证明的，只有被证明是具有真正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的事物，才是可实践的事情。那么，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否就是必然的和普遍的事情呢？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旨在揭示出事物是如何呈现给我们的，我们又是如何统觉和统握到它的。需要注意的是，现象学关注的是对象的呈现方式，而非对象的内容。现象学并不关心某个对象有多重、有多珍贵，或者由哪些化学成分构成，它关心的是对象显示或展现自身的方式，也即：它是如何显现的。[丹麦]丹·扎哈维：《现象学入门》，康维阳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3页。而在我们看来，对象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对象如何呈现给我们乃是前提性的问题，如若没有充满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的对象先行实存下来并持存下去，那么如何呈现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基础和根据。将现象学的方法充分运用于构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旨在从结构现象学、价值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全面而深刻地呈现新形态的原始发生过程及其自我演进的客观逻辑。
如果说，哲学具有预设、批判和反思功能，那么它必然要充分运用人类的三种智性生活，借助思索，将不再是的传统的伦理文明形态在意识上后现出来，在实践中准当前化；借助判断，将正在是的伦理文明形态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将典型当前化、概念化和观念化；运用意愿将将要是的伦理文明新形态现前化，这是一种在意识中完成的前现。当把思索、判断和意愿统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集体性的行动的时候，那个具有自在的客观性的伦理文明新形态和具有自为的主观性的伦理文明新形态的概念和观念，就会消灭各自的片面性而消融在现实性之中；只有将片面的客观性和同样片面的主观性融合在行动中，一种既包含客观性又包含主观性的现实性才能出现。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在将思索、判断和意愿这三种智性生活充分运用于对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如何需要又如何生成伦理文明新形态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哲学沉思时，审时度势，将构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作为十四五规划的主攻方向。这与其说是被意识到的具有真正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倒不如说是，作为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要通过我们的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而实现其自身。没有任何人有充足的理由说拥有了真理，真理是人类的历史理性、逻各斯、道，通过能够知晓它、领悟它、感悟它的个体、集体和类，而实现它自身。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生活世界向我们提出的必要要求，发布的道德命令；它是我们的是、所是和应是。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研究确定为十四五时期科研主攻方向。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和伦理文明样本，是中华伦理文明演进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新时代需要和符合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范式，体现中华民族在伦理认知、伦理情感、伦理意志、伦理信念等方面达到的新境界，反映中华民族在伦理学理论和伦理道德实践方面达到的新高度，其存在具有既成性与未成性、实然性与应然性相统一的特征。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正是从学科高度（现象学）和问题深度（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对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所做的理论研究。这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它要为何所向和何所为进行一个元哲学奠基，因为，只有把朝向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元哲学问题或哲学中的元问题，预先阐释和阐发出来，后续的研究才有坚实的内在根据和充分的外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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