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兽之鉴：《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的海怪陆兽_程方毅赖毓芝_9787208191778

把勒亚、剑鱼、斯得白、仁鱼、薄里波、克拉肯、飞鱼、狗鱼、落斯马、海马、大如海岛之海兽、西楞、海人、无对鸟、鼻角兽、大懒毒辣、获落、狸猴、喇加多、恶那西约、苏、骆驼鸟……300多年前，这些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业已见证的神奇动物，就已经通过一幅明代传教士绘制的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传入了中国。这些海陆奇兽被尽数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却在历史中流落，鲜有人知，沦为沧海遗珠。回溯它们的欧洲源流，追踪它们在中国的去向，两岸历史学者携手遍探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类文献及欧洲经典/小众博物志著作，为我们一一揭开这些神秘古海陆生物的真实面目。

推荐序

以对物的辨识重构生活世界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刚从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看动物回来，中山大学程方毅老师传来一部有趣的书稿《奇兽之鉴：〈坤舆全图〉与大航海时代的海怪陆兽》，嘱我作序。此书围绕《坤舆全图》中在当时属于新与奇的博物知识展开，通过对海洋中和陆地上的诸多物种进行图像与文字考释，试图呈现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这一次相遇和交流。在我看来，此书是对二阶博物学的一场精彩操练。对此操练我无法具体增加什么，却愿意向读者推荐。一阶博物工作直接与物打交道，二阶博物工作则研究他人对物的记录、探究。阶（order）是个逻辑学概念，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博物者快乐，一阶与二阶皆然，希望读者也能快乐地阅读此书。

动物图像及物种交流是我喜欢的主题，下面分虚实两部分谈谈不成熟的认识。较虚的方面是，回顾和重新发现古老的博物之学的社会背景。我考虑得并不全面，但会写下自己的感受，更多讨论可参见拙著《自然以自由》一书。相对实的方面与本书的内容有所关联。

人类世下博物学文化复兴的背景

古人云：物物而不物于物。由于现代性，庄子的这句话很难落实，却可以不断提醒人们。我专门请孙德利先生刻了一枚印章。因物字太多，出现了4次，这枚章子设计起来并不容易。

现代社会并不缺少物，甚至可以说物已泛滥，但博物精神却已经式微，许多场景下人们用物而不睬物。科技已经取代博物的地位，如今多数人不知何为博物、博物学，博物者已死［参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作品《博物者之死》（Death of a Naturalist）］，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时不知道natural history恰好对应于博物学。博物的概念，古今中外都有，而且很早就有。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那里有博物、博物者；元人袁桷曾说：自古乾坤合神化，空将简牍费冥搜。张华博物身终死，邹衍谈天舌竟休。考古学家专门提博物智能（natural history intelligence，NHI），似有蹭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热度的嫌疑，其实并非如此。博物学比科学的历史悠久，有人的地方就有博物学（甚至动物也有其博物学），naturalist（博物学家）也比 scientist（科学家）出现得早得多。达尔文亦自称naturalist而非scientist。博物智能强调与物质原子的关联，而人工智能则强调与信息比特的关联。博物学或者博物智能重新被关注，与地球上人这个物种的不恰当发展有关，与地质学概念人类世有关。在地学领域，这个新词并没有被专门委员会审核通过，但并不妨碍它迅速扩散开来，受到其他诸多学科的欢迎。在人类世，人应当重新思考：我是谁、来自哪、想干啥、正在做啥？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人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生存？人类是不是一个有道德的物种？

本书涉及东西方交流、全球化、西方科技兴起等大背景，并不专门讨论哲学、环境史学、教育学关注的玄虚问题。但是，关联是真实存在的，查尔斯·C. 曼恩（Charles C. Mann）甚至认为，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种生物现象。全球化现象近半个世纪才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其发生可以向前追溯很久，只是规模不同，也不冠以相关的名头。全球化包括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更包括人和物的往来。两方面有内在联系，理应得到同等对待。见物不见人与见人不见物都不合道理。

与唯物主义旗号略有反差的是，人文学界长期关注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也热衷于对与人有直接关系之事务的探讨，相对而言对于物的讨论不足，特别是显得不够认真，格物不扎实。当然，这不限于国际交流领域，对中华本土之物产，艺术品、文学作品中所涉及之物种，学者亦不太较真。文物研究领域也许例外，因为物质文化是其不得不考虑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研究等领域，恐怕确实存在重人轻物的现象。
进入新世纪（也可以提前至20世纪80年代）后，环境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特别是在博物学文化复兴的大潮下，学术界对人与物的关系、对物的交换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多个学科不分彼此，交叉前行，令人耳目一新。表面上看，对具象化的、层次较低之物的倾心，是学术推进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现象，但离开了人与自然矛盾之激化、现代性人性之扭曲这般更大的背景，相关学术繁荣是不能得到解释的。地理学、环境史、生活史、地方性知识、博物学文化等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物。看见地方，自然就包含着看见附着于地方之物与物之网络。而看见地方是有条件的，只凭明亮的眼睛是不够的，思想必须先行，有看的欲望，有看的心态，有看的能力。多元、平权、性别、边缘、非西方、在地等关键词必定跃然纸上，也实实在在影响学人的思维，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经常听到人们讽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建构、梳理、祛魅、胡塞尔、福柯、韦伯、涂尔干、德里达等高频词，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存在的便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技术行当，不是也整天嚷嚷着火箭、无人机、新能源、芯片、生成式 AI、基因编辑，有人抱怨吗？ C. P.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说的两种文化依然在博弈着，人文社科一方愈加弱势。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多学科融合是大趋势，电子支付、同位素考古、云计算、分子人类学、DNA（脱氧核糖核酸）与AI物种分类等都是再明显不过的学科交叉，展现了难以想象的优势。

人类是非常特别的物种，西方哲人称之为理性动物，进而突出人之主体性、个体之权利、我思的重要性。不过现在看来，理性没法儿纯粹，在操作中经常变成非理性，人类群体和个体在争取权利和自我解放时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时也过了头。重启博物学，前提是人这个物种经常忘记自己的动物属性，不顾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分，现在需要往回拉一拉，紧贴大地，时时向其他物种学习，别那么嚣张，别那么一根筋地暴卷。否则，人类的那点理性可能令人这个物种夭折，早早退出历史舞台。以理性名义加剧的各种折腾已经令人类自己身心疲惫，也令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对历史作品中物的辨识

博物学文化在中国的复兴首先是哲学界（而非科学界或者科普界）少数人推动的，不是凭空发动的，也不是独自在奋斗。这股学术潮流迅速与科技史、自然文学、环境史、艺术史、文化史、自然美学等融合而一道前行。想来有点奇怪，在一般人印象中，哲学通常只关注抽象概念和理论，而蔑视感性和具体经验。哲学抽象而博物具体，两者怎么混到了一起？学界也真实存在这样的偏见，以为仅仅盯着概念就能做出有特色的哲学。实际上不要忘记两极相通这一俗语。老子、庄子、王阳明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海德格尔的哲学，都与经验世界、与物有密切关联，却常常被后来者忽略了。偷懒的学者只截取其中的一部分传习，免不了师徒相因一代不如一代。即便不讨论哲学，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某一件物品，包括文物和画作，进行解读，第一步便是上面展示了什么东西，这便与名物、博物有关，之后才谈得上境界、理念。表面上这第一步是一种颇低级的前学术预备工作，似乎比不上意义阐发来得高级，但是这是一种错觉。辨物知名，非常基本，却并不低级。在一定时期它确实被一些人忽视，但它考验的是基本功，与重建历史场景有关。作品创作之初，所描绘之物大多是其时代、其作者生活世界中的熟悉之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场景的转换，后来之人的生活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即便加上学术专研和若干想象，也不容易熟识原来之物。再考虑到现代分科教育培养人才的模式，人文学者大多缺乏具体的动物、植物、菌物分类学训练，除非个人有特别爱好，见到历史作品所描绘之物经常感到棘手。时常见到学者分析某件作品的意境、学术价值、所属学派时口若悬河，而被问及作品上的动物、植物、器物究竟是啥东西时，调门突然就低了下来。

本书由人文学者而非动物学家来专门讨论《坤舆全图》中的海怪陆兽20余种，本身就有重要意义，细致的分析更是引人入胜。程方毅和赖毓芝两位学者的研究十分重要，却不是孤立的。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先生专门研究过《乾坤生意图》（元代谢楚芳绘，存大英博物馆），并写成一本专著，只是其中的动植物都是中国本土种，不涉及跨海交流。无穷小亮（张辰亮）《海错图笔记》系列、王钊对《塞外花卉图卷》（清代蒋廷锡绘，存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张国刚对《落花游鱼图》（北宋刘寀绘，存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的研究，所涉及生物也是本土种。曼恩的《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英文版2011年，中译本2016年）、邹振环的《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2021年）、王钊的博士论文《观乎动植：康乾时代的清宫博物绘画研究》（2018年）、官栋訢的博士论文《清宫〈兽谱〉中图像与知识的再生产》（2023年）、陈水华的《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2024年）则涉及异域物种，与本书接近。这些二阶研究，对人们的视觉和观念都有相当的冲击。《海错图笔记》通俗易懂，实则包含作者细致的考证工作，有二阶内容也有一阶内容，非一般人所能完成。所有这些新型研究，都给艺术史、文化史、科技史、图像史学等带来了新鲜气息，同时吸引了一批专业领域以外的读者。

有人可能会讲，说到底，不就是若干名字吗？不就是一些东西的迁移吗？没错，但是它们是基础、是根本，离开它们做学问、讨论问题就可能不靠谱。在互联网和数据库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用恰当名字作为关键词、检索词的意义大家都是清楚的。更为重要的是，名字以及名实对应是重构生活世界的钥匙。

本书一再提示一个重要问题：西学东渐是个漫长的过程，西方人士也的确带来了诸多货真价实的近现代自然知识，相当多属于博物的范畴，但是它们在中土并没有引起多大响应，一直到清末，中国的知识阶层除极个别人士外都对它们充耳不闻，更谈不上效仿，这是为什么？与当时落后的俄罗斯相比，或许能看到一些端倪。在评论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时，我曾写过：从全球化视野考虑，所谓的康乾盛世真的是盛世吗？彼得大帝（16721725）与康熙皇帝（16541722）有多方面的可比性，我上科学史课时就要求学生作对比。回头看，虽然康熙不乏胆识，在诸多细节方面也展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开明甚至好学，但是整体而言仍是一个闭关自守、自以为是、目光短浅的土包子，使中华帝国错失大发展的良机。大清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国中各级学者对于物种却没有深入研究。本来中土博物学非常发达，从茶叶、蚕丝、瓷器、豆腐这四大发明可见一斑。农耕文明一向重视博物，但是明清之际，中西方博物学的差别、差距明显展示出来，扩展开来，西方近现代科学全面兴起之时，中土却固步自封。也许把自己圈起来，以自己为标准来观察，并无太大异常，但是考虑到全球化，有对比就有伤害：人家快跑你踏步，落后不是必然结局吗！对某个朝代的评价，需要多尺度时空变焦地观察，既要考虑本地性，又要考虑全球化，既要考虑几年几十年，又要考虑几百年上千年。除此以外，自然观和自然探究方法也影响中国人对自然世界的细致了解。长期以来，人们承认近代中国科技落后，却一直高度评价我们的自然观。这里多少有些矛盾，如何化解，恐怕还需要研究。方法论要比自然观具体些，科学哲学界、知识史界却没有进行有效的对比研究。西方有模型方法，我们有舍象论，可是后者没有真正细化、深化。突破西方中心论，超越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这些问题都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地方性与全球化看似矛盾，依然能够辩证地结合起来，现代知识体系本来就来自世界各地，归各地享有并不断迭代。向别人学习并不可耻，做井底之蛙才真是可悲。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严肃的实证研究，一物一物地考证，阅读起来也不必然要求读者考虑形而上和思想史层面的问题。比较起来，我的以上论述权当外行的一些随想，请本书作者和读者批判。

视物为物，以物观物，言之有物，是对学术的笼统要求，有时也算较高的要求。祝中国博物学文化发达，影响更多人！

希望读者阅读此书后能得到启发，将方法移植到对其他相关事物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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