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现场典藏版百件文物首次揭秘书口刷边赠玉刀书签_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_9787576355604

本书精选最具代表性的四百余件三星堆文物珍品，以细节纤毫毕现的百兆高清大图震撼呈现，囊括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权杖等举世闻名的重器，以及青铜神坛、黄金面具、龟背形网格器等近百件新近出土的稀世珍宝，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专家团队权威解读，以核心文物阐释古蜀文明的青铜密码，从玉器中看见古蜀人的精神追求，在陶器中呈现古蜀社会的烟火日常，从恢弘的青铜雕像群、诡谲的纵目面具，到象征太阳崇拜的神树与轮形器，再到璀璨的金器、温润的玉礼器，以及蕴含交流密码的象牙、海贝与特色陶器，全方位展现古蜀人惊人的艺术想象力、独特的宗教信仰与精湛的工艺技术。

400余件文物百兆大图新出土百余件首次公开资深专家团队权威解读专业文物摄影师40年独家核心成果出土面貌图线描图数字复原图构建系统性古蜀文明认知框架三面精美刷边赠玉刀书签、三星堆考古大事记、三星堆人来信

大都气象古蜀风采
序《三星堆现场》

1986年夏秋之交，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以满目的沧桑和绚丽横空出世，震撼了世界。它从容而坚决地揭示出三千多年前长江上游一个偌大古国、古城、古文化的恢宏面貌，令川人倍感自豪、国人倍增自信、人类充满遐想。两年后，国务院即公布三星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已耄耋之年的张爱萍将军欣然为之题词：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又过了 28 年，即2020年9月2022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二度大发掘，以六个祭祀坑的新发现向世界又一次证明：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坐标系中极为璀璨夺目的一颗。
一、三星堆：大都气象
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发展史是地方文明演进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模式及总体格局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范例；同时，它也是地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进行碰撞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最具创造力的典型。
按过去的一般说法，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当具有三要素，即金属、文字和城市，有的还加上礼仪性（祭祀）中心，甚至手工业、农业和围绕城市的乡村等条件。用这些标准衡量，三星堆古蜀社会已是文明社会，应当没有问题。较有争议的是三星堆时代有无文字。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及玉石璋上，发现有刻画符号，它们同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陶纺轮上的刻画符号属于同一类型。段渝先生认为，三星堆和十二桥的刻画符号，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方块表意字的上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方块表意字，则应视为对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刻画符号的继承、发展和演化。我们相信，随着三星堆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是会发现能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即或真无这样的文字，也不要紧三星堆社会的文明状态就真实而清晰地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否认。南美洲著名的安第斯文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却给后人留下了马丘比丘、库斯科城、太阳神庙以及独特而富有创意的制陶、冶金、纺织、建筑和发达的种植业及灌溉技术，又有谁能因为它未见有文字而剥夺它文明的称号呢？
19952003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成都平原陆续发掘出包括成都市新津区龙马乡宝墩古城、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古城、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鱼凫城、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郫县古城、崇州市双河古城、崇州市紫竹古城、大邑县高山古城、大邑县盐店古城在内的史前古城址群（前六个古城作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于 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代约为公元前 2500前1700 年；2001 年 2 月，又在成都西郊金沙村发现了年代略晚于三星堆遗址的商周时期遗址。它们像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距今约 3500 年的三星堆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其中三星堆古城墙内的中心范围约 3.6 平方公里。其规模庞大的城墙体系、众多的建筑遗址以及从八个祭祀坑出土的体量宏大、工艺成熟的数千件青铜重器、金器及成千上万的陶器、玉石器，再加上它们所显示出的较为发达的城乡差异、阶级对立与社会分工，足以说明当时的三星堆地区已拥有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祭祀中心，已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文化艺术以及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王权神权体系，呈现出一种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典型面貌。它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源头（至少也是一个主要源头），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一个爆发点，这里曾拥有一个光彩夺目的可与同时期任何一处文明（包括中原殷墟文明）媲美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明。它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商代晚
期，时间跨度近两千年。这是在今天的四川腹地内土生土长的属于古蜀社会的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它有着自身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规律，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富有创造性与生命力。过去人们常说的从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的蜀文明，当是对它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在夏商之世，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其影响向北曾达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向西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甚至越南红河流域（在上述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与三星堆古蜀文明面貌相似甚或一致的文化因子）。此外，它还通过包括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彩陶之路、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北方草原文明、中原文明、荆楚文明、吴越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诸文明的优秀成分或合理因素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并壮大自己。因此，三星堆文明古蜀文明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自守，并无盆地意识。可以说，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开拓性、创造性，与当时中国及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二、西南最亮之星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 2021 年 3 月在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它通高 115 厘米，上部为高 55 厘米、肩部有龙形饰件的大口尊，下部为双手做握物状的高 60 厘米的跪姿人物。顶尊铜人像的复合造型，1986 年在二号坑内出现过。它们是古蜀青铜文明独有的创意，在其他青铜文明中尚未有出现。上海大学考古队通过研究，认为铜尊很可能来自长江中游，而铜人是长江上游的产品。而二者居然通过一个方板铸焊成一个整体，真是令人称奇。这便充分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长江中上游的青铜文明就已在进行深度交流。
其实，三号坑不止在顶尊铜人上体现出这种交流，在三号坑首次发现的圆口方尊也表现了长江中游（或下游）文明的影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的牺首兽面纹圆口方尊（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或纹饰皆特殊，具有南方区域特征）与之几近同型。唯一不同的是三号坑方尊肩部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件多了对称的立鸟。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个作坊。
能证明三星堆古蜀人对外交流的器物还有很多，比如在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就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器物；三、四号坑的玉琮则深受甘青齐家文化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但亦有蜀地特色，如玉琮上的神树）；三、七、八号坑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先前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华南地区就有出土；包括一、二号坑在内的遗址内大量的金器，则比较接近北方草原文化早已有之的用金传统。其他如七号坑的龟背形网格状铜器上的龙钮把，八号坑的青铜虎头龙身像、青铜猪鼻龙形器、青铜持龙立人像以及 38 年前于一号坑出土的爬龙柱形器（即龙杖首）、二号坑青铜大神树上的龙、大立人像服饰上的龙……整个遗址所见的龙形象，五花八门，林林总总，达 30 种以上。而龙形象是中华民族远古的记忆，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古遗址中屡见不鲜。以龙为尊，以龙为图腾、为标识、为象征、为纽带、为依托、为精神支柱、为文化符号，是中华上古文明的一个核心内容。三星堆遗址接连出现的、无处不在的龙造型，说明在自然观、宇宙观、价值观与神权、王权意识和宗教祭祀方面，以古蜀文明为代表的长江上游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并无二致，说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古蜀文明便已开始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八号坑出土的一座高达 1.55 米的三层神坛。方形坛座之上有四个肌肉强健的力士以半跪姿态托举井形杠架，杠架上是一尊小神兽。神兽体态肥硕，大嘴大耳，或以为是大象，或以为是风神或风神坐骑……力士均戴面具，华丽的衣服上回形纹饰线条流畅。神坛上包括力士在内共有13 个人物，可能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气氛庄严肃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仁湘研究员说：古蜀人制作神坛的意义，就是想创作出虚拟的世界。有了这样虚拟的世界，人们的思想就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心的世界，它比天地宽、比宇宙大，可以任由驰骋，任由飞舞。
至于三星堆遗址独有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大立人、大神树、大神兽、大神坛等宏大造型以及所展现的以锡、铅合金为焊料的钎焊技术、铸铆技术、分铸技术、切割成孔技术、独特的制泥芯技术（以细木条做芯骨）等，则表现出古蜀人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精细的工匠精神，说明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之中，乃是西南最亮之星。而这也正是三星堆遗址在被发现之后一直为人瞩目的魅力之一。
古史传说中蚕丛、柏灌、鱼凫氏治蜀各数百岁。三星堆遗址以及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群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古蜀国第一历史时期蚕丛时代文化延续时间约当夏代前期，大概在公元前 2070年至前 1800 年；第二历史时期柏灌时代文化延续时间约当夏代后期，大概在公元前 1800 年至前 1600 年；第三历史时期鱼凫时代文化延续时间约当商代，大概在公元前 1600 年至前 1046年。此三个历史时期正是各数百年。而作为第四历史时期的杜宇时代的早期（相当于商末至西周前期，约当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9 世纪），则可在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文化中找到佐证。
2023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公布了三号坑、四号坑、六号坑、八号坑等四个坑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指出它们的形成年代有 95.4% 的概率落在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1010 年之间，这相当于商代晚期，距今 3200 年至 3000 年。而八号坑的顶尊蛇身青铜人像与 1986 年于二号坑发现的鸟足人像的拼接成功，则说明二号坑的形成时间与八号坑一致。与此相应，考古工作者还修订了三星堆遗址考古文化的时间范畴：一期文化，距今约 4500~3600 年，约当新石器晚期至夏；二期文化，距今约 3600~3300 年，约当商代前期；三期文化，距今约 3300~3100 年，约当商代后期；四期文化，距今约 3100~2900 年，约当商末至西周前期。

三、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方向
1. 继续建构三星堆学
一般认为，一门学问能否成为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应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二是应有独立的理论及方法；三是应有独立的知识系统。可以说，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的成熟之果，但并非凡是研究最后都能形成学科。1930 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就包含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陈寅恪的初心，是要将中国学者对敦煌遗产的研究，发展成一门独立的敦煌学学科；但是直到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学科建设才告大体完成。其间经历了数代人的薪火相传，其艰辛劳劬，可想而知。1993 年，由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的《三星堆文化》（1994 年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提出建构三星堆学，至今也已 32 年，却仍在学科建设的路上。其间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没有当年敦煌学人的紧迫感；其二，没有当年他们的团结一心精神；其三，没有当年他们的坚韧不拔与吃苦精神。我们面对三星堆遗址八个坑出土的两万余件编号文物，应像当年敦煌前辈一样，勠力同心，砥砺奋发，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蔚成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语），以不辜负三四千年前三星堆蜀人给我们留下的那一大堆值得珍爱的宝贝。当然，要达成此事，除了研究者的单兵作战以外，还须集中力量办大事。自 2019 年开始，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三星堆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及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亦先后成立，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尚未形成合力。各方研究力量可否统一部署，分工合作，依据各自长项（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制定战略规划，克难攻坚，形成包括专著（如三星堆学概论、三星堆学大辞典、三星堆读本、相关考古报告等）、期刊、定期或不定期简报以及文物保护、学会（或研究会）、定期学术研讨会、媒体报道等在内的完整工作体系。当年陈寅恪期盼清华大学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重镇。在四川，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三星堆博物馆就是三星堆研究的重镇。四川甚至海内外的三星堆研究者可以以它们为研究中枢、为大本营，在它们的引领下去研究三星堆文化、传播三星堆文化，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成果。
2. 坚持比较历史学、比较考古学的路径
比较历史学、比较考古学不是历史学、考古学的分支，而是一种方法或路径。比较历史学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归纳、确立的。在中国，梁启超、陈寅恪等很早就在使用它了。20 世纪 30 年代，陈寅恪就运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文献，将域外之文与中土之文相互参证，以解决印度佛教文化如何影响中华文化的问题。而比较考古学的概念，则是李学勤于 1991年在《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版）一书里提出来的。就三星堆文明而言，可以对青铜文化、面具文化以及金杖等与中原、与西亚同类器物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只有将立足点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更高处，才会看见浩瀚广阔天地中的人、物、事潜伏的连接点与隐形的关联线索，从而做出更能揭示本质、更符合科学与逻辑的论证。所谓居高声自远，正是这个意思。
三星堆以大立人像、神树、扭头跪坐人像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以纵目人面具、黄金面具为代表的面具文化，以黄金面具、金杖为代表的金器文化在殷商时期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1986 年当三星堆二号坑的大立人像、纵目人面具等文物出土时，人们就大为讶异；到了 2021 年六个坑的各色文物再惊天下时，人们都瞠目结舌，呼之为奇奇怪怪（如三号坑出土的顶坛铜人造型）。倘若将它们与同样表现怪异、不可思议的墨西哥北部玛雅文明遗存、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等比较，就会发现它们都在北纬 30 度至 31 度之间，由此捕捉到文化、地理的参照坐标，从而对三星堆文物的怪异特征进行世界视域与哲学视域下的合理解释。当然，这种比较不仅仅是跨地理的比较，而且也应是跨文化的比较。毕竟三星堆文明与同纬度的上述文明相比，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文物在夸张性、宏大性、独特性上却是一致的。它启示我们：在这些同纬度文物奇奇怪怪之下，都隐藏着一个宗教礼仪（祭祀）的宏大主题、庄严内核。这既是催生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的一个动力，也是三星堆文明的一个生长点。
比较史学、比较考古学应该是破解三星堆之谜的一把好用的钥匙。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科学地运用好这把钥匙，将三星堆文化古蜀文化拿来与包括殷墟文化在内的各区域的考古文化、历史文化相比较，与域外文化相比较；在四川范围内，与营盘山文化、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与成都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相比较；在三星堆遗址内，各个地层相比较，各个祭祀坑相比较、不同器物相比较、同类器物相比较；还要将三星堆时代与之前、之后若干百年、若干千年的文化、地理、政治、经济相比较；亦可以将三星堆文化置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视域予以观察、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与之联系的变化、演进特点及发展规律……事虽细、虽烦、虽难，但探索的道路上亦将不乏快意、享受与惊喜！
3. 让三星堆文化深入大众
2020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物属于全社会，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在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研究者那里，就是要让三星堆文化贴近大众，深入大众，向大众传播三星堆文化，讲好三星堆故事，让四川民众、全国民众，甚至海外华人、外国友人都知道三星堆、了解三星堆，人人都说三星堆。倘若有了这个局面，那么，学者理想中的三星堆学，也便有了雄厚和广大的基础，其建构的完成也就水到渠成了。
让三星堆贴近大众、深入大众，其实是一个双向过程，含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三星堆文化对大众的传播，这是最主要的工作（具有主导性）。其二，是大众介入三星堆文化的探索与传播。大众介入的热情及其程度，则是由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让三星堆深入大众的意愿与热情决定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考古学家的任务则是客观地告诉人们古人曾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命运，以便今人为未来做出决定时可以汲取古代的教训。（《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3 页）三星堆考古人与研究者要有与大众交流的愿望甚至欲望，把自己的发掘心得、研究成果及时地告诉社会、告诉大众。譬如对三星堆祭祀坑的认识，有的学者便认为是古蜀王或贵族器物的埋藏坑或是战胜者对失败者器物的毁坏掩埋坑。这里面又牵涉到古蜀王朝的改朝换代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全盛期是鱼凫王朝，在商代后期则走向衰亡。所谓埋藏坑或掩埋坑就是对这段历史形象的记录（器物的气质反映鱼凫王朝的辉煌，它的破损与埋藏或掩埋说明王朝的式微或战败）。将这样的认识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公众号等媒体分享给大众，可以使学者、使三星堆贴近大众。当然这样的认识乃属于个人的思考，不是定论也不怕告诉给大众但至少可以引起大众对祭祀坑、对三星堆的兴趣，为大众进一步理解三星堆文化，添了一条思路。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也是沟通学者和大众的桥梁或媒介。他们在讲解时，则应尽量多介绍多数派的观点或定论，也可以掺杂些少数人的意见甚至讲解员自己的推想但一定要讲明是推想；至于哪些属于真实的历史，哪些属于神话传说，更不能含混，以免误导大众。
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要放下高冷的架子，从考古现场和书斋走出来，充分利用传媒和科技手段，向大众及时报道考古成果、研究心得。三星堆遗址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有权知道三星堆的事情。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六个坑的发掘高潮期间，考古工作者就将各大媒体人请进三星堆现场，让其近距离了解考古发掘情况，实时向人民群众传递消息。
特别是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连四天在央视新闻频道推出《三星堆新发现》特别节目，实时报道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巨大成果，向公众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灿烂成就。2021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又在三星堆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动（当晚还举行了三星堆奇妙夜的文化盛宴），让包括中外媒体记者在内的 200 多名有代表性的中外人士走进三星堆发掘现场和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三星堆文化的魅力，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及其他各大媒体亦滚动式地不断推出三星堆专题片、纪录片持续介绍三星堆（包括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发掘者、研究者或现身说法，或发表看法。大众受到鼓舞，也热烈地参加进来，在公众号等新媒体上指点文物，各抒己见，一下子拉近了三星堆考古与大众的距离。
与此相应，有关方面盛情邀请群众进考古现场、进博物馆，由群众提问，专家讲解，专家与群众线上线下互动。2022 年 4 月，成都博物馆就曾邀请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研究馆员在线上开展讲座，向广大群众讲解三星堆丝绸的发现过程及发现意义，让更多人知道发现三星堆丝绸的重要性。这次讲座采用多领域平台同步推广的形式，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成都日报·锦观、文博园等一起直播。嗣后，还在成都博物馆公众号播放讲座全视频。
考古界、文博界对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宣传，是三星堆考古、三星堆研究的一场生动的大普及，一个独特的大型行为艺术，一次成功的考古秀、文化秀。考古学界、历史学界过去对来自民间的三星堆话题甚或猜想或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其实，民间的议论质朴直率，有的甚至稀奇古怪，却反映出大众对本土早期文化的关注，对中国考古、中国历史或中华优秀文明的自信。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不妨放下身段认真听听，可以帮助我们拓宽眼界，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倾听民间声音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向大众的贴近，是向大众普及、弘扬、交流、传播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将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以通俗的语言、亲近的姿态，讲给大众听，让三星堆文物在大众中活起来，是当代考古人、当代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三星堆六个坑的发掘与传播，成为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历程里的一段难忘的记忆、一个宝贵的经验。它将激励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坚持走考古学与人民群众亲密结合的路子，使三星堆考古与研究在更高更强的科学化的同时，实现最大最好的大众化，让世界看到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4.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联合申遗
2024 年 12 月，三星堆金沙遗址被确定为 2028 年中国政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系古蜀文明一脉相承的典型类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财富，也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但若要于 2028 年如愿达成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序列的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就在 2024 年 12 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二期工程在广汉市的三星堆研究院启动，争取在三年内逐步探索并解决关于古蜀文明的诸多问题，为三星堆金沙遗址走向世界奠定学术基础。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一期工程自 2019 年启动以来，基本摸清了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确定了两遗址的主体遗存年代与社会结构，确认了三星堆社会的四个不同等级的人群、金沙遗址神权阶层、贵族阶层、平民阶层和奴隶阶层的四级结构。但目前两遗址内部的水陆交通体系（包括河流、道路、城墙、城壕、城门、水门、桥梁、码头）、聚落功能分区（包括宫殿、神庙、祭坛、墓葬区、居民区、青铜冶炼及青铜器铸造作坊、金器制作作坊等）尚有待清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系尚不成熟。而关于青铜器、玉器、金器材料及象牙来源，各地与域外同三星堆远距离互动、传播的环节、路线、道路以及三星堆的政治体制（是神权国家还是王权国家，或者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国家，是方国还是王国），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乃至十二桥遗址的关联性阐述，还是各执一词，并未取得大体一致的具有科学说服力的意见。
总之，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工作负任蒙劳，道阻且长；而日月逾迈，时不我待。学界上下以及社会各界须群策群力，排除万难，下定决心，并辔扬鞭，于 2028 年在建立起完善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体系的同时，给世界一个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中的古蜀文明的比较真实可信的发展脉络与历史全景。
蜀江水碧蜀山青，江山如画促我行。让我们携起手来，披荆斩棘，为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踔厉猛进！
屈小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要评论